1971年春，杨勇上将正在石家庄和平医院休养，1个包裹严实的人推门而入，掏烟讲：“首长，他们借着做手术的机会，准备暗害您，您必须赶快返京去。”杨勇上将问：“你是谁？”该人敬礼回答：“您的老部下。” 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混着窗外飘来的槐花香，杨勇盯着眼前这个裹着军大衣、压低帽檐的身影。对方点烟的手在微微发抖，火柴擦亮的瞬间，杨勇瞥见他虎口处的疤痕——那是多年前在战场上，替自己挡弹片留下的印记。“坐吧。”杨勇往床沿挪了挪，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说说是怎么回事。” 老部下猛吸几口烟，烟灰簌簌落在地上：“首长，我在医院后勤部门听到消息，有人买通了麻醉师......”他突然顿住，侧耳听了听走廊动静，压低声音，“他们要在手术时......”话音未落，窗外传来汽车急刹的声响，几双黑色皮鞋踏过水磨石地面的声音由远及近。 杨勇的目光扫过床头柜上的水杯，突然抓起杯子砸向窗户。“哗啦”一声玻璃碎裂，病房瞬间灌进冷风。老部下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抄起椅子又补上几下。尖锐的警报声响起，趁着护士和安保人员被吸引过来的间隙，两人从消防通道狂奔而出。 春日的石家庄街头，杨勇往大衣里缩了缩脖子。老部下不知从哪弄来辆自行车，载着他在小巷里七拐八绕。“去火车站。”杨勇拍拍他的肩膀，“买最近一班去北京的票。”车轮碾过石板路，溅起的泥水弄脏了杨勇的裤脚，可他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心里却渐渐有了底——这么多年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还能在阴沟里翻了船？ 火车站人声鼎沸，老部下挤在售票窗口时，杨勇靠在柱子上打量四周。几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分散在人群里，看似随意地往这边瞥来。“两张去北京的，站票也行！”老部下攥着车票挤回来，额头全是汗。就在他们准备检票时，一声厉喝突然响起：“杨勇！站住！” 杨勇没回头，反手拽着老部下混进人群。他想起战争年代被敌人包围的夜晚，也是这样拼着命突围。当火车缓缓启动，他透过车窗看见那些人追着火车跑了一段，最终停在站台上，像被戳破的气球般泄了气。老部下瘫坐在过道上，抹了把脸：“首长，咱们......安全了？” 杨勇望着窗外倒退的景色，摸出烟盒想抽烟，才发现里面只剩一根。他掰成两半，递给老部下一半：“当年你小子为我挡子弹都没怕过，这会儿倒哆嗦上了？”两人相视一笑，烟圈在摇晃的车厢里袅袅升起。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像极了他们共同经历过的无数个生死时刻，而战友之间过命的交情，永远是绝境里最坚实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