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5岁的阮玲玉回到家，说肚子饿，让母亲煮了一碗八宝粥，拿回房间里，倒入30片安眠药，拌着粥一起吃下。她边吃边看着一旁已经酣睡的丈夫，这个曾许诺要守护她的男人，此刻却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阮玲玉出生在贫苦人家，母亲在富商张家当佣人，16岁那年，张家四少爷张达民用甜言蜜语哄骗了她。这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把年轻姑娘的清白当作战利品，却在继承家产后暴露本性。 婚后张达民整日流连赌场妓院，把家产败得精光后，开始把妻子当成提款机。阮玲玉白天在片场拍戏赚钱，晚上回家还要面对丈夫的勒索威胁——“敢提离婚，我就把你那些丑事都抖出去”。 1932年上海战火纷飞时，阮玲玉在香港遇见了茶叶商人唐季珊，这个40多岁的男人深谙讨女人欢心的手段，送珠宝、说情话、承诺离婚娶她。 被张达民折磨得身心俱疲的阮玲玉，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投入新恋情。可她不知道，唐季珊前妻正是过气影星张织云，这个男人专挑当红女明星下手，用她们的声誉给自己生意贴金。 回到上海后，张达民嗅到机会上门敲诈，他开出天价分手费：先给5000块现大洋，往后每月再付一百块生活费。当时上海普通工人月薪才十几块，一斤大米才卖六分钱。 唐季珊起初爽快掏钱，等新鲜劲儿过了就翻脸，逼着阮玲玉登报声明两人只是同居关系。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着“唐先生从未用过阮小姐分文”，把痴心女子最后的脸面踩进泥里。 1935年，张达民把阮玲玉和唐季珊告上法庭，状纸上写着两条罪状：通奸罪和盗窃罪。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讹诈，但小报记者像闻到血腥的鲨鱼，把法庭传票内容添油加醋登在头版。 唐季珊为保名声，逼着阮玲玉必须出庭作证，这个在镜头前光彩照人的影后，想到要站在被告席上任人指点，整夜整夜地失眠。 出事那晚，唐季珊为出庭的事又动了手，梳妆台上的玻璃瓶摔得粉碎，阮玲玉左脸颊肿得老高。她跪在地上收拾残片时，听见丈夫在里屋鼾声如雷。 30颗安眠药倒进粥碗时，瓷勺碰着碗沿发出清脆声响，就像她第一次在片场听到导演喊“开拍”时打板的声音。 唐季珊凌晨三点醒来发现异常时，本可以送妻子去最近的公济医院。但这位茶叶商人盘算得更“周全”——先开车到郊外的日本福民医院，发现没有值班医生，转头去德国人开的宝隆医院，铁门紧锁进不去。 等折腾到天亮才请来私人医生，洗胃抢救的最佳时机早已错过。中西疗养院的护士后来回忆，阮玲玉送进来时嘴唇发紫，指甲盖都泛着青灰色。 遗书是唐季珊找人伪造的，把责任全推到“人言可畏”上。直到50年后，真迹才重见天日，泛黄的信纸上字迹颤抖：“他要是少打几回耳光，少带女人回家过夜，我何至于走到这步......” 信里没提名字的“闺蜜”，正是常来家里做客的作家赛珍珠。两个最信任的人暗度陈仓，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阮玲玉下葬时，上海街头挤满送行的影迷，灵车经过南京路，哭嚎声盖过了电车的叮当响。有人爬上电线杆想再看偶像最后一眼，巡捕房的水龙头都浇不灭人群。 而唐季珊穿着考究的黑色西装，在葬礼上哭得比谁都伤心。只有给他开车的司机知道，他在车里数过好几遍葬礼收到的帛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