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个寡母的4个儿子都在战场上牺牲了。她把一团棉花塞进最后一个儿子嘴里，然后用力搂住胸膛，紧紧的捂住嘴巴，直到把儿子捂死后，她才放松下来。她没有后悔，反而说：“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会这样做！ 密云县的山沟里住着一户姓任的穷苦人家，邓玉芬12岁便嫁到邻村，跟着丈夫任宗武住窝棚种租田，两口子起早贪黑忙活，收上来的粮食大半交了租子。 靠着互相扶持的劲头，他们拉扯大了7个儿子，最大的不过16岁，最小的还在吃奶。世道艰难的日子还没熬到头，日本人就来了。 1933年，伪满洲国的旗子插到了密云县城。邓玉芬在地主家帮工的大儿子永全有天跑回家，裤腿沾着血印子——路上撞见日本兵抓壮丁，幸亏翻山逃得快。 那天晚上油灯底下，夫妻俩望着炕上横七竖八睡着的七个孩子，头回尝到了后脖颈发凉的滋味。 转机出现在1938年，八路军邓华支队开进村子那天，邓玉芬正在河边捶打衣裳。看见队伍里的小战士帮老乡挑水劈柴，她甩了甩湿漉漉的手就往家跑。 当天夜里，两口子把三个半大小子叫到跟前。老大永全带着弟弟们跪在炕沿边，听爹娘嘱咐：“跟着队伍好好干，把东洋鬼子打出去。” 3个儿子进了白河游击队，家里只剩下老四到老七这4个孩子，邓玉芬把剩下几个娃拢在身边，白天跟着大伙在“无人区”开荒种粮，晚上就着月光纳鞋底。 她做的千层底布鞋整筐整筐往队伍上送，鞋帮子里总要多絮层棉花——山里头寒气重，孩子们脚上不能生冻疮。 噩耗来得比山风还急，1941年腊月里，丈夫带着老四老五去送军粮，半道撞上日本人的巡逻队。等乡亲们摸黑找到时，两个儿子早没了气，老头子胸口还插着半截刺刀。 老四被拖进县城大牢，3天后让人用门板抬回来，十个指甲盖全掀了。邓玉芬咬着衣角给儿子擦身子，发现孩子后腰上有用烙铁烫出来的窟窿眼。 最揪心的是队伍上传来的消息，老大在盘山阻击战中替伤员挡了子弹，老二伤口化脓死在了担架上，老三被汉奸出卖抓进炮楼，尸首挂在城门楼上示众。 村里人看见邓玉芬蹲在河边洗野菜，肩膀抖得像风里的枯叶，可转过身来脸上干干净净，只说：“任家儿郎没给祖宗丢脸。” 到1944年，邓玉芬身边只剩老六和小七，躲日本兵扫荡那会，娘仨跟着乡亲们钻山洞。小儿子发着高烧哭闹，饿得直啃石头缝里的苔藓。外头日伪军的皮靴声越来越近，山洞里二十几口子大气都不敢喘。 邓玉芬摸黑扯开棉袄，揪出内衬的棉花团，怀里的奶娃娃蹬着小腿挣扎，当娘的胳膊越箍越紧，直到胸口那片温热渐渐凉透。 后来有人问起那天的事，老太太总是拍着膝盖叹气：“要是不捂着娃，一洞子老小都得填了日本人的枪眼。” 她把小七埋进祖坟那天，特意在坟头压了块太行山带来的青石——听游击队的后生们说，山那边已经开始反攻了。 老六是1946年穿上军装的。邓玉芬给儿子收拾包袱时，把攒了三年的烟叶子塞进夹层：“带着路上解乏，枪子儿可不长眼。” 这孩子跟着队伍从密云打到承德，最后倒在了隆化城外。消息传回来那天，老太太正带着妇女队修水渠，手里的铁锹顿了顿，接着一锹接一锹铲得更有劲了。 等日本人举了白旗，邓玉芬把攒了半辈子的银镯子熔了，给村头烈士碑描了金边。当上妇女主任那些年，她带着乡亲们种高产玉米，寒冬腊月还在地头转悠。 村里小年轻都说，老太太棉裤膝盖上总打着补丁——那是常年跪在地里侍弄庄稼磨破的。 1970年，76岁的邓玉芬在睡梦里走了，出殡那天，县里送来的花圈摆满了半条山道，挽联上写着“当代佘太君”。 这些年过去，老辈人还记得邓玉芬常说的话：“咱庄稼人不会讲大道理，就知道地里的苗要浇水，国难当头要有人扛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