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46岁的方孝孺被永乐帝朱棣下令诛十族，刑场上，行刑官把873人逐个押到方孝孺面前，当着他的面一个一个地杀掉。行刑7日方止，场面惨烈之极。 方孝孺，生于1357年，是明初著名的儒家学者和思想家。他出身书香门第，从小熟读经史，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他的老师宋濂是元末明初的大儒，对他思想的塑造影响深远。到了洪武年间，方孝孺被推荐入朝为官，担任翰林修撰，后来又成为建文帝朱允炆的近臣。他为人耿直，崇尚忠义，认为读书人的使命是为国家效力，为君主尽忠。 建文帝即位后，推行削藩政策，试图削弱各地藩王的势力。这直接威胁到了燕王朱棣的利益。1399年，朱棣起兵造反，史称“靖难之役”。三年后，朱棣攻入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政权易手。方孝孺作为建文帝的忠臣，拒绝向新皇帝朱棣效忠。他的坚持，既是个人信仰的体现，也是儒家“忠君”思想的极致表达。 靖难之役是明朝初年的一次内乱，核心是朱棣与侄子朱允炆的皇位争夺。朱棣胜出后，改元永乐，建立新政权。但新政权需要合法性，朱棣希望通过文人的背书来证明自己“奉天承运”。他找到了方孝孺，要求他起草登基诏书。这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既是诱惑，也是考验。诏书意味着承认朱棣的正统地位，可方孝孺却选择了拒绝。 他拒绝的理由很简单：建文帝是他的君主，朱棣是篡位者。他不愿背叛旧主，也不愿为一个靠武力夺权的人涂脂抹粉。朱棣给了他机会，甚至威胁他，但他依然不为所动。这种硬气，既让人敬佩，也让人唏嘘。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超出了所有人能想象的残酷。 在中国历史上，“诛九族”已经是极端惩罚，涉及父系、母系、妻族三方亲属。但朱棣对方孝孺的惩罚更进一步，史称“诛十族”。所谓“十族”，在九族之外，又加上了方孝孺的学生和朋友。这不仅是肉体上的消灭，更是对他精神世界的摧毁。 1402年7月，刑场设在南京。官方记录显示，873人被牵连，包括方孝孺的亲属、门生故吏，甚至一些仅与他有过交集的人。行刑持续7天，每天都有人被押到他面前处决。这种方式显然是为了击垮他的意志，让他屈服。然而，方孝孺始终没有低头。史书记载，他在刑场上痛斥朱棣，言辞激烈，直到最后被凌迟处死。 这不是简单的杀戮，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震慑。朱棣要通过方孝孺的血，告诉天下人：反抗的代价是什么。他的目的达到了，但也留下了一个千古骂名。 这场悲剧暴露了权力的本质。朱棣作为胜利者，用极端手段巩固统治，展现了政治斗争的冷酷无情。他并非天生的暴君，而是被局势和野心推着走。靖难之役中，他既要面对军事压力，又要解决合法性危机。方孝孺的拒绝，让他感到权威受挫，于是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回应。 但反过来，方孝孺的坚持也让人感慨。他不是不懂变通，而是把信念看得比命还重。在儒家思想里，忠君是最高道德，可当“君”变成篡位者时，他选择了更广义的道义。这种选择在当时看来近乎偏执，却也体现了一种人性的尊严。 后世对方孝孺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是忠义的象征，是读书人气节的标杆；也有人觉得他过于固执，害了无辜的亲友。明史中，他的传记被列入《忠臣列传》，肯定了他的气节。但也有史家指出，他的选择客观上加剧了社会动荡，让更多人卷入灾难。 朱棣这边，史书虽承认他治国有方，开创了永乐盛世，但“诛十族”成了他抹不去的污点。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就曾批评，朱棣对方孝孺的惩罚，是对人性底线的践踏。这种评价，多少反映了后人对这场惨剧的复杂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