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军统沈醉到重庆监狱视察，与一个小跑步的疯子打了个照面，沈醉回身厉声喝道：“这人装疯，赶快把他关起来！” ​ ​沈醉说的这个人就是韩子栋。 ​ ​韩子栋就是小说《红岩》中的人物华子良。 ​ ​1908年，韩子栋出生在山东阳谷，原名韩国桢。 ​ ​1933年，韩子栋加入了地下党组织，由于他在秘密活动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矿区有过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党组织要他打入到国民党蓝衣社内部做情报工作，并建立发展情报网。

在此期间，韩子栋深入敌特核心，截取了不少重要情报。

1934 年，韩子栋母亲病重，因此他回到了山东老家。回家前周怡与他定好了回北平找组织接头的暗号。

可是当10月韩子栋回到北平找组织接头时，却被叛徒出卖了，韩子栋不幸被捕。尽管面对严刑拷打，他始终未吐露半个字。

之后，韩子栋被关押在南京、武汉、弋阳、息烽、重庆等地，最终被关到了让人闻之色变的“白公馆”。

白公馆原本是四川军阀的一所郊区别墅，1939年，戴笠看中此地，将这里买下。他的将这里改造成为了一个关押“案情严重”犯人的监狱。

由于韩子栋是山东阳谷人，说话南方人听不懂，在狱中没法与其他同志交流，所以大家都认为沉默寡言，而且他老是在不停地做清洁和一个人来回地走动，再加上他整日蓬头垢面，特务就认为他被关疯了，让他作为劳动力一块儿出去挑菜买菜。这在很大程度上麻痹了敌人对他的看管。

在贵州息烽监狱，他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关押在一室，他们经常讨论怎么才能越狱成功，由于韩子栋的“装疯卖傻”，他就被狱友们推选为越狱的最佳人选。

为了作好越狱的准备，他加大了每天的运动量，为了能够更好地麻痹特务，他显得愈发地疯疯癫癫。

1947年的一天，沈醉接到上级长官的任务来到白公馆视察工作。

一进门，他就发现韩子栋有些“疯癫”，一直在院中围着大树转圈，而白公馆的看守人员却习以为常，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时不时逗弄他。

这样一反常态的情况，让沈醉有些怀疑，于是他上前于韩子栋对视。作为一个长期接触审讯共产党工作的特务，他从未见过眼神如此清明锐利的疯子。

所以他认为韩子栋很有可能是在装疯，当即命令看守将他关押到单独牢房，严看死守。

虽然韩子栋被单独关了起来，可是看守们却认为沈醉有点大题小做，太过紧张。毕竟，自从1939年白公馆被设立为监狱之后，从来没有人能从这里成功越狱。

所以，沈醉走后不久，看守们又恢复了对韩子栋的管理方式，甚至他们每天出去买菜也会带上韩子栋，让他充当苦力。

这对韩子栋来说却是越狱成功的好几机会，所以他利用每天跟随看守外出买菜、挑货的机会仔细地观察路道和辨认方向。

机会终于来了。

1947年8月18日上午，看守卢兆春带着韩子栋到磁器口去买菜，韩子栋照常担着挑子走出了白公馆看守所的大门。

因卢兆春经常去采购，在磁器口街上有许多熟人，每次去了少不了要被邀去喝茶、打麻将。

这天，他也不例外的和别人打起了牌，让韩子栋在旁边等着。

不一会，看到卢兆春赢了，心情好。韩子栋趁机向他说自己要去方便，卢兆春想都没想就摆手示意让他去了。

韩子栋压抑着激动心情，他没有去厕所，而是向着磁器口河边走去。一出街口，他就加快了脚步，几乎是小跑着直奔河边。

此时，年近40的韩子栋不敢走大路，专拣小路或是没有路的地方跑，并不停地往嘴里放事前准备好的锅巴以保持体力。

为避免被看守所的警犬追踪，沿途他只要看见水塘和河沟，就毫不犹豫地从水中趟过。他一口气跑了六个多小时，才缓下步来。

后来他在山洞里休息了一晚，吃了两个不知道哪个好心人放在洞口的包谷，然后继续赶路，最终他到了河南。

在河南，韩子栋找到了曾经和他一起坐过牢的郑大发子。

在他的帮助下，韩子栋弄到了一张回山东老家了的通行证。

就这样，韩子栋在郑大发子的帮助下，顺利躲过了国民党的围捕，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延安。

见到党组织后，韩子栋将白公馆内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一一说了出来，这些也都成了将来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指控的证据。

可惜，经过党组织全力的营救，还是晚了一步，国民党反动派于11月27日还是将监狱里的革命者进行大肆屠杀，仅有20人幸免于难，而他韩子栋也成为唯一从白公馆越狱成功逃脱之人。

后来，组织上把韩子栋送到解放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韩子栋积极要求出院参加工作。组织上先派他到冀鲁豫参加土改，并在山东省范城县任城关镇镇委书记。

再后来，党组织委任他为贵州省常委兼秘书长一职，韩子栋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为党和国家的事业。

1992年，韩子栋走完了他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享年84岁。

解放后，韩子栋的传奇一生曾被写成多种文学作品并被拍成电视影片；韩子栋也曾多次来磁器口，向人们讲述当年的脱逃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