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李叔同在房间挂了一幅日本女子的裸体画，妻子俞氏每次看到这幅画都异常反感，当她得知画中人是谁后，当场晕了过去。   1911年，留学日本五年的李叔同带着大包小箱回到天津老家，行李里除了书籍画具，最显眼的是幅用油布仔细包裹的画作。当他在书房墙上挂起这幅裸体女子肖像时，整个李家宅院如同被扔了颗炸弹。   画中女子侧卧在藤椅上，乌黑长发垂落地面，肌肤在油彩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这种西洋油画技法对于封建礼教森严的清末家族来说，不亚于在祖宗牌位前摆上洋人火枪。   最受冲击的是李叔同的发妻俞氏，这个裹着小脚、识不得几个大字的传统妇人，每天经过书房门口都要加快脚步，生怕多看一眼就脏了眼睛。   李叔同对这幅画的珍视让俞氏愈发不安，她发现丈夫常在深夜独自对着画布出神，眼神里透着她在夫妻生活中从未见过的温柔。   直到某天帮丈夫整理书桌时，一封贴着日本邮票的信件泄露了秘密——寄信人落款处写着“春山淑子”，正是画中女子的真名。   这个发现让俞氏眼前发黑，她想起5年前送丈夫登船赴日时，码头上那些穿着洋装露出小腿的东洋女子，想起每月寄往东京的银钱总比预算多出三成，想起丈夫归国后始终回避夫妻亲近。   种种细节如同散落的珠子，此刻被这根日本女人的头发丝串成了耻辱的项链。   当年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苦寻人体模特不得，是房东女儿春山淑子主动褪去和服。这个医学院女生受西方思想影响，认为展现人体美是艺术而非羞耻。   朝夕相对的作画过程中，26岁的留学生与19岁的医学生渐渐逾越了画布边界。   李家的老仆后来回忆，少爷从东洋带回的行李箱底压着件绣有紫藤花的绸缎襦袢，那是日本女子贴身穿的中衣。这件私密衣物如同某种隐喻，暗示着主人在异国有了第二个家。   但比私情更刺痛俞氏的是，丈夫坚持把裸体画挂在最显眼位置，这在她看来无异于将外室公然迎进家门。   随后的家庭风暴比预料中更惨烈，当李叔同坦言已在日本与淑子同居，俞氏抓起剪刀就要毁画，被拦下后直接选择绝食3天。   家族长辈轮番上阵劝说，搬出“七出之条”威胁要开祠堂除名。最后是李叔同抱着2岁幼子跪在祖宗画像前立誓，才将这场风波勉强压下。   当时，李叔同给淑子的分手信里附了首偈子：“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字里行间透露出，这段感情在他决定出家前早已画上句号。   可对守着老宅的俞氏来说，从1911年那幅画挂上墙开始，她的婚姻就已被钉在西洋画框里，成了任人观摩的悲剧标本。   当淑子收到分手信连夜从东京追到杭州，在虎跑寺外哭求见面时，李叔同还能隔着山门劝她“施主请回”，而当俞氏带着四个孩子沿运河南下寻夫，得到的只有小和尚递出的一串佛珠。   旧式女子没有东洋女友的决绝勇气，她连丈夫的背影都没见着，只能把佛珠供在妆奁最底层，如同供奉自己死去的爱情。

1918年《申报》刊登李叔同出家消息时，用了“惊世骇俗”四字评价。其实对俞氏而言，从裸体画挂进书房那刻起，她的世界就已在无声坍塌。   那个穿月白长衫的丈夫，先是被东洋油画里的女人夺去肉体，接着被佛法夺去灵魂，留给她的只有老宅深处渐渐褪色的画框——多年后佣人打扫房间时发现，画布背面用毛笔写着句日文短诗，墨迹晕染处依稀可辨“春山”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