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宋时轮得知第五大队200多人，被日军残忍杀害，当即率兵伏击日军活捉其队长，在讨论如何处置鬼子队长时，战士们突然喊道：“杀了太便宜他了，把他砸死！”

1938年，一支由青年学生和农民组成的八路军第五大队，踩着薄冰进驻高洪口村。这支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队伍，棉衣上还带着针脚粗糙的补丁，肩上的汉阳造步枪膛线都已磨平。   炊事班长老王头把最后半袋小米倒进大铁锅，十几个新兵蹲在屋檐下搓着冻红的手。村民李二婶抱着两捆柴火过来帮忙，看见小战士张铁柱单衣上裂着口子，转身回家翻出件羊皮袄。   村东头的私塾先生带着学生给战士们送热水，青石板路上腾起的热气模糊了院墙上的抗日标语。谁也想不到，这场其乐融融的军民团聚，竟被村西头赌棍赵三贵看在眼里。   这个输光祖宅的败家子，连夜翻过三道山梁，把八路军的驻扎情况卖给了日军驻五台县中队。月光照在他攥着20块银元的手上，指甲缝里还沾着村民接济他的玉米面渣。   日军第109师团135联队的纳野中佐接到密报时，正在擦拭他的佐官刀。这个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的刽子手，刀柄上缠着从南京带回来的丝绸，刀刃映出他嘴角抽搐的狞笑。   凌晨三点，五百多名日军带着四门九二式步兵炮，顺着牧羊人踩出的山道摸向高洪口村。   第五大队的哨兵王栓子最先发现异常，这个放牛娃出身的战士正要吹响铜哨，咽喉就被掷弹筒炸开的弹片切断。

轰隆的炮声震塌了村口的磨坊，纳野中佐挥舞军刀嘶吼着“不留活口”，轻重机枪的火舌瞬间舔过土坯房。   20岁的大队长陈志强抓起三八大盖就往房顶蹿，子弹打穿他小腿时还在喊“保护乡亲”。17岁的卫生员小梅背起受伤的老乡往地窖钻，背后突然炸开的燃烧弹把她的麻花辫烧成焦炭。   私塾先生用身子挡住三个学生，刺刀穿透他后背时，血沫子喷在《三字经》的扉页上。   等到宋时轮带着侦察连赶到时，村口老槐树上吊着7具烧焦的遗体，石碾盘上凝着结成冰的血浆。   213名战士的绑腿散落在雪地里，38户村民的灶台还冒着青烟，唯独不见半粒粮食。侦查员在村外三里地的山沟里，找到20多头被刺刀捅死的牲口，驴蹄印里混着带血的皮靴印。   宋时轮蹲下身抓起把带冰碴的泥土，指尖搓开暗红色的血痂。这位黄埔五期出身的战将，突然起身踹断了半截枣木桩，对着苍茫群山吼出带着湖南腔的誓言：“血债必要血偿！”   3天后的情报显示，日军运输队正沿着滹沱河谷往太原运粮。宋时轮盯着地图上那个叫滑石片的隘口，抓起电话就要通了炮兵连。   当夜，独立营的战士们用冻僵的手指往棉袄里塞手榴弹，炊事班把最后半袋炒面分给敢死队。   第二天下午，满载着粮食和布匹的日军车队果然钻进伏击圈，头辆卡车的司机刚看见路中间翻倒的驴车，二十斤炸药包就在车底轰然炸响。三连长张大虎抡着铡刀冲在最前面，他亲弟弟的遗体昨天才从高洪口村抬回来。   混战中，有个日军军官举着王八盒子往山崖上爬，被炊事班长用扁担敲碎了膝盖骨。战士们扒下他的呢子大衣时，内衬上绣着的“纳野”二字还沾着五台山的草籽。   宋时轮用刺刀挑开俘虏的领章，突然放声大笑——这个被捆成粽子的家伙，正是制造高洪口惨案的元凶。   消息传到后方医院，拄着拐杖的伤员们挣扎着要来看仇人，被烧伤的卫生员小梅用纱布包着的手指着纳野，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   十里八乡的百姓扛着锄头扁担往营地挤，李二婶攥着半截烧黑的发簪，非要往鬼子身上扎。   当保卫科长搬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例时，有个老兵突然扯开衣襟，露出胸口被汽油弹灼伤的疤痕。二百多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宋时轮，山风卷着雪花在刺刀上打转。   第二天清晨，河滩上的鹅卵石多了滩人形污渍，二十里外据点里的伪军发现，往日耀武扬威的太阳旗降了半杆。直到开春雪化时，放羊的孩子还能在滑石片找到带血渍的将校呢碎片，这些碎布和五台山的映山红一起，成了那段血火岁月的特殊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