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病逝，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在病床底下竟然发现了一个手提包，谁知打开之后，大伙都傻眼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62年初夏的一个清晨，清华园里悄无声息，梅贻琦的病情已至弥留之际，病床边守着几位亲人和老友，他走得平静，没有任何遗言，也未留下财物分配的嘱托。   等一切归于安静，家人在清理床铺时，在他床下的一只旧手提包引起了注意，那只包伴随他多年，皮革早已磨损，扣带也有些松动，打开那一刻，所有人都怔住了。   里面不是证件、日记或信件，而是一本厚厚的账册，黄旧的纸页上，整齐密布着一笔一划的支出明细。   翻开来，账目清晰记录着梅贻琦担任清华校长期间所有公款使用情况，从文具采购、教员补贴，到学生助学金、建筑维修，没有一项是私人开销。   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像是他用生命书写的清华发展史，也是一位教育家最朴素的承诺。   三十多年前，1931年，梅贻琦在局势风雨飘摇之际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那是个极为艰难的时代，外有战乱，内有经济萧条，学校经费大幅缩水，许多设施破败不堪。   校舍残破，师资流失，学生生活艰苦，正常教学几乎难以为继，面对困境，他没有退缩，放弃了所有职务津贴和额外补助，将属于校长的各项待遇悉数划入学校预算，优先用于教学支出和贫困学生的资助。   他的家庭也因此生活清寒，妻子王贞仪挑着竹担，在街头卖自制的糕点，常常走到偏远巷弄，只为不让学生看到，她的辛劳支撑着这个教育家的家，而梅贻琦自己则日常穿着洗旧的长衫，常年两餐清粥配咸菜。   有人见他在清华附近排队乘公共电车，以为是普通教员，却未曾料到那竟是堂堂校长，他并未因身份而稍有特殊安排，也未因生活窘迫而改变初衷。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局势紧张，清华师生被迫南迁，他全力协调各方，促成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山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避风港，破旧的民居、竹篱茅舍就是课堂。   教学楼是借用的民房，夜晚点油灯上课，白天还得躲避日机轰炸，梅贻琦四处奔波，为学生寻教材，为教师筹经费，甚至带头节衣缩食以维持基本运转。   他请梁思成为学校设计新教室，却婉拒了华丽方案，只要简单结实的茅草屋，为了节省材料，他建议用本地木材，自行动员师生协作搭建。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代又一代青年在苦读中度过寒暑，西南联大成为战火中不灭的学术火种。   他不止一次用个人积蓄贴补学校费用，当经费短缺，他宁愿停用自己的办公设备，也要让学生们有纸有笔，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常拿着账本彻夜计算，精确到角分，只为能多为学生腾出一笔饭钱或购书费。   手提包里的账册，就是他那些夜晚留下的手迹，一页页记载着战争、贫穷与责任之间的艰难抉择。   他对教育的信仰，始终不曾动摇，身为校长，他极少在公开场合发言，不做浮夸陈词，他以身作则地影响着一代学人，也赢得了极高的尊重。   他的治校之道简单朴素，不在于规章制度的繁复，而在于信任师生、维护自由、专注学问，他相信一个大学的灵魂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这种信念从未因战争或贫穷而改变。   梅贻琦在生命最后几年仍在为教育奔走，他晚年患病，却始终没有动用学校的任何资源来治疗，甚至住院费都靠朋友和学生筹集。   许多人劝他开口向清华申请援助，他坚决拒绝，他说不出宏大的道理，只是觉得，公款只能用于公事，他的坚持令人动容，也令人心痛。   如今，清华园中的“梅园”静静伫立，春日草木繁茂，石碑前常有学子献花，那只不起眼的手提包，成了清华精神的象征，它没有华贵装饰，没有惊人财富，却承载了一个教育者毕生的操守与担当。   在那个灰暗年代里，它是光，是方向，是信念的坐标，至今提起梅贻琦，人们仍然记得那只包，那些账，那段为教育献身的岁月。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一个时代的斯文 | 梅贻琦先生逝世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