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毛主席为什么会对陈永贵和大寨如此重视？其实并不是因为大寨的农业生产搞得好，而是另外两个重要的原因。 （信息来源：凤凰卫视2014.1.23别人挨饿大寨有粮 陈永贵和大寨脱颖而出） 提起陈永贵和大寨，这两个名字曾红遍中国，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铺天盖地的宣传，但很少有人深究，在那个风雨飘摇、许多地方连肚子都填不饱，甚至大搞“共产风”、“浮夸风”的年代，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凭什么不仅稳住了阵脚，还有余力周济四邻？ 故事得从1958年说起，那年8月，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成立，锣鼓喧天，整合了包括大寨在内的7个高级社，到了11月，公社规模又扩大，更名为城关农村人民公社，陈永贵当上了公社党委副书记，同时还兼着大寨的党支部书记。 按宋连生的话讲，陈永贵这个人，“他是一个就是积极响应上级号召的人”，上级号召的事，即便不全理解，他也会带头去干，无论是统购统销，还是组织起来搞自力更生，他都冲在最前面。 紧接着，办公共食堂的风潮也刮到了大寨，大寨也办起了食堂，不过，陈永贵自小挨饿，见不得浪费粮食，他心里清楚，粮食不是上级拨来的，就算拨来了也不能这么糟蹋，大寨那点家底，都是各家各户凑的，哪禁得起这么吃？ 所以，即便在那样的风气下，大寨也没搞“敞开肚皮吃饭”，村民宋立英也记得，那会儿叫“大锅碗”，大寨的食堂，因为集体家底相对厚实，办得比别处好些，但众口难调，也不符合当时的生产条件，两年后也就散了。 那时候，人民公社的威信因为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大受影响，陈大斌就提到，老百姓觉得集体靠不住，甚至有饿死人的地方，感觉“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的说法落了空，合作社的文件说的好得很，将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群众说什么都没有，说电灯倒是不用油了，连油都点不起，感觉黑灯瞎火，说耕地不用牛，人拉犁，牛都没有了，听听，老百姓的话实在。 然而，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许多村子为粮食发愁时，大寨却有余粮，这自然吸引了不少人来借粮，有集体派人来的，也有个人找上门的，借吃的，也借种子，宋连生说，当时有粮食就能保命，周边村子甚至出现了非正常死亡，说白了就是饿死人，于是，这些村子就派人到大寨，打个条子，就能弄到一些救命粮，更有甚者，对于那些实在饿得没办法、前来偷粮的人，大寨也显出了少有的宽容。 正是在1958年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时候，陈永贵表现出了他不盲从、肯动脑筋的一面，在这一点上，陈永贵看得很清楚，所以无论上面怎么号召，别的地方怎么干，他都能坚持住，正是因为顶住了“共产风”和“浮夸风”，在其他村子闹粮荒、集体经济摇摇欲坠时，大寨不仅村民能基本吃饱，还向国家卖了大量“余粮”，受到了上级多次表彰。 谁知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考验了大寨人，1963年8月，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从2号一直下到8号，整整七天七夜，有嘉宾回忆“基本上房屋都倒塌了”，这七天七夜的降雨量，相当于1962年全年的量，山洪暴发，除了狼窝掌，大寨人十多年辛辛苦苦修建的100多条大坝全被冲垮，梯田变成了大沟壑，良田变成了红石板。 全村180亩地被毁，540亩地被洪水冲刷，村里140孔窑洞塌了113孔，125间房子塌了77间，陈大斌当时在北京，也感受到了那场大水的威力，在这七天七夜里，大寨人在泥水里搏斗，抢救粮食和牲口。而此时，陈永贵正在县城开人代会，洪水阻断了交通，他也回不来，大约过了六七天，河水稍退，才有会水性的人把他护送回来，宋立英记得，陈永贵回来时，村子已经成了一片，看不到窑洞和房子在哪里了。 面对如此毁灭性的打击，大寨人没有垮掉，而正是这次灾后重建的过程，以及大寨人长期以来展现出的精神风貌，才真正触动了毛主席，那么，大寨究竟凭什么打动了毛主席，仅仅是灾后重建的奇迹吗，答案显然不止于此。 毛主席一直倡导“领导干部要参加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他痛恨官僚主义，担心干部们陷入文山会海，脱离群众，而陈永贵领导下的大寨，乃至整个昔阳县，都做到了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普遍参加劳动。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无疑让毛主席非常欣慰，他希望以此为榜样，号召全国干部学习。 更关键的是毛主席毕生倡导的“自力更生”精神，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各地农村都盼着中央给政策、给扶持，但陈永贵带领的大寨，在遭遇1963年那样的天灾后，“一不等，二不靠”，没有向上级伸手要救济，而是凭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带领男女老少战天斗地，硬是把一个满目疮痍的大寨重新建设成了丰衣足食的家园，这种精神，正是毛主席最为看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