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简单，主要就两条：

1.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淮西军事件”，岳飞因为赵构拒绝将原刘光世部数万人交给自己指挥，怒而提交辞职信，擅自离开军队，以替一年前去世的母亲守孝为由，上庐山“隐居”，同时岳飞的死党张宪也一并辞职，岳家军基层军士出现请愿、哗变现象；在其他官员和赵构本人的反复劝说下（赵构连发三道《起复诏》），岳飞才肯回到工作岗位。此事导致赵构与岳飞的关系开始破裂。 2.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四月下旬，宋金战略平衡已经大致形成，赵构决定与金国和议，并解除各大军头的兵权，彻底结束长久以来的南宋军队山头化趋势，恢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北宋老传统；在此过程中，岳飞表现抗拒，再次拒绝配合朝廷改编军队，辞掉赵构给予的“枢密副使”虚职，并离开杭州，又一次上庐山隐居。赵构对岳飞态度彻底翻脸，随即派出头号嫡系杨存中（殿前都指挥使）抓捕岳飞，并授意秦桧等人开始罗织罪名。 （另外，绍兴十一年年初，在淮西之战中，岳飞部表现不佳，在赵构多次下御札催促的情况下，岳家军仍未能及时赶到战场配合其他宋军取得战果。无论是何种原因导致，赵构显然将其理解为岳飞刻意拥兵自重、保存实力，此事很可能导致赵构与岳飞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许多人之所以相信什么“必杀飞始可和”（搞笑吗，就凭现实中岳飞那点对金战绩？）、“迎回二圣致死论”（迎回二圣那是当时南宋从上到下都在喊的精神自慰口号，包括赵构本人也经常喊，甚至赵构发给岳飞的御札里也称“所翼二圣还归,故疆恢复”）之类的屁话，主要是因为对中国古代皇权专制政治模式的极度无知。实际上，赵构在猜忌武将这方面是较为克制的，换成唐朝那些“雄猜之主”，光是上述的第1条就足以致死了，一个高级将领拒绝配合朝廷削兵权的方案，并采取煽动士卒起哄等方式对抗中央，在皇帝眼中，这就是毫无疑问的作死行为。

唐朝安史之乱时期的名将来瑱（？－763年，曾多次打败安史叛军，平定永王之乱，参与收复两京，绰号“来嚼铁”），像这样玩了一次，马上就死翘翘了：

故王元振因之作乱。子仪至军，元振自以为功，子仪曰：“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五月，庚辰，收元振及其同谋四十人，皆杀之。辛云京闻之，亦推按邓景山者数十人，

丁夘，起复太尉、湖北亰西宣抚使，岳飞遣属官王敏求来奏事，初飞请觧官，未报，乃以本军事务官张宪摄军事，宪在告，而权宣抚判官张宗元。命下，军中籍籍，曰：「张侍郎来，我公不复还矣！」直寳文阁、新知襄阳府薛弼，在武昌未上请，宪强出临军，宪谕羣校曰：「我公心事，议必知，盍徃问之？」羣校至，曰：「张侍郎来由宣抚请也，宣抚觧军政未久，汝辈乃如此，宣抚闻之且不乐，今朝廷已遣勅使起复宣抚矣，张非久留者」。衆遂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二 （绍兴七年淮西军事件中，岳飞辞职甩脸子给赵构看，跑去上庐山“隐居”，同时岳家军出现集体请愿行为，企图驱逐朝廷派来临时管理岳家军的兵部侍郎张宗元。虽然没有证据明确表明这是岳飞怂恿大家向朝廷施压所至，但是岳飞事后也没学郭子仪那样严惩这些士兵，那么毫无疑问，在赵构看来，此事和岳飞脱不了干系；至少可以说，岳家军士兵请愿是符合岳飞意图的。） （淮西军事件性质有多严重？从李若虚的话中可见一斑）

岳飞返回岗位以后。赵构语重心长的对岳飞说：

将行，上谓飞曰：“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飞得上语意，乃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二 （意思是：“小岳啊，你前几天在那里瞎胡闹，我心里并不生气。假如我真的生气了，肯定要整你啊，就像当年太祖皇帝说的，敢触犯我的法度，老子还不TM用剑剁死他。

岳飞之死本质上是死于皇权专制政治模式中皇帝对武将不可避免的猜忌。基于皇帝的利益，他总要尽可能斩断指挥官和士兵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防止出现军队只知有将领、不知有朝廷的局面出现，这样晚上睡觉才能安稳；而基于士兵的利益，他们总是希望有一位位高权重的老大哥可以充当自己的稳定庇护者，这样才能避免被官吏剥削沦为唐朝府兵、明朝军户那样的冤大头。在不改动皇权专制政治模式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无解，武将只能在皇帝的猜忌和军人的挽留之间左右徘徊；同为“中兴四将”，张俊像唐朝的郭子仪一样选择乖乖向皇权臣服，因此得以富贵善终；而岳飞和唐朝的李光弼、来瑱以及数不清的藩镇军头一样选择和军队荣辱与共（也可以说是舍不得放下手中的兵权），于是他们走向了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