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违约，召回了在华科学家。临走时，一苏联专家悄悄告诫核研所：“你们有王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专家，即便我们离去也无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苏联政府突然撤走了所有支援中国的专家团队，连带着把技术资料全部打包带走，连张纸片都没留下。 这个变故让中国正在推进的核武器研发项目瞬间陷入困境。 好比造房子刚打地基，施工队却连夜扛着图纸跑路了。 就在苏联专家撤离前的某个深夜，有位科研人员悄悄找到中国同事。 他压低嗓门说："其实你们根本不用慌，你们自己就有个顶厉害的人物，他可比我们这些人强多了。" 接着在纸上写了个"王"字。 这个关键提示让中国团队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们要找的正是当时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王淦昌。 王淦昌当时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干得风生水起，刚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这种听着就让人头大的新粒子。 国际同行都在猜测，照这个势头下去，诺贝尔奖的评委们迟早得给他打电话。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国内一封加急电报拍到了他办公桌上。 钱三强代表国家请他回来搞原子弹。 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掂量掂量。 留在苏联，实验室设备先进、生活条件优越，还能冲击科学界最高荣誉； 回国搞核武器，不仅得隐姓埋名，还要钻进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更别说那些年国内连吃饱饭都成问题。 但王淦昌压根没犹豫，收拾行李时就跟同事说："咱们搞科学的，不就是要让国家挺直腰杆子么？" 回国后的王淦昌改名叫"王京"，在西北荒漠里扎下了根。 当时试验场条件差到什么程度？ 科研人员住的帐篷四面漏风，冬天睡觉要戴着棉帽子，早上起来被子上能结层冰碴子。 做实验用的器材经常凑不齐，有回要用高速摄影机，硬是派人跑遍全国才从电影厂借来台淘汰设备。 但就在这种环境下，王淦昌带着团队愣是摸出了门道。 从1961年到1963年，他带着队伍在试验场摸爬滚打。 有次核材料加工出了岔子，放射性物质直接暴露在外。 六十几岁的老爷子抄起防护服就往里冲，年轻人拦都拦不住。 事后有人劝他注意安全，他摆摆手："我这把老骨头早够本了，你们年轻人得留着干大事。" 1964年10月，新疆罗布泊腾起的那朵蘑菇云让全世界都惊掉了下巴。 西方媒体那会儿还在猜中国起码得再折腾二十年，结果咱们不声不响就把原子弹搞出来了。 更绝的是两年半之后，氢弹又成功试爆。 这个速度比美国、苏联当年都快得多。 外媒后来扒出来，有个叫"K.C. Wang"的科学家可能就是幕后高手，但他们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正顶着风沙在试验场啃冷馒头呢。 等到1978年国家正式解密核武器研制工程，71岁的王淦昌才重新用回本名。 老爷子从戈壁滩回到北京时，皮箱里就几件磨破的工作服和十几本写满公式的笔记本。 可闲不住的他又牵头搞了个"863计划"，这个计划后来催生了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项目，说是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总蓝图也不为过。 说起王淦昌的科研生涯，真叫人又佩服又心疼。 早在他二十多岁留洋那会儿，就差点摸到诺贝尔奖的门槛。 1928年他想出个验证中子的实验方案，结果被导师拦着没做成。 七年后英国人照这个思路搞出了名堂，顺手把诺贝尔奖揣兜里了。 1942年他琢磨出检测中微子的方法，可当时国内连个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结果便宜了美国科学家，人家靠着他的理论在1995年拿了奖。 最可惜的是1959年那次，眼瞅着离诺贝尔奖就差临门一脚，却因为国家需要不得不放弃。 后来有记者问他后不后悔，老爷子笑呵呵地说："拿奖是为自己争光，造原子弹是为国家争气。你们说哪个更重要？" 王淦昌这辈子就像棵胡杨树，把自己深深扎进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九十年代有回参加学术会议，年轻人问他当年在沙漠里苦不苦，他指着窗外的长安街说："看见那些高楼没？要是没有当年那声响，这些楼能盖得这么踏实么？" 这话把在场的人都说得鼻子发酸。 2000年前后，国际物理学界重新评估二十世纪重大发现，王淦昌的名字被多次提起。 有学者统计，他至少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老爷子最得意的"作品"不是论文也不是奖项，而是让中国人在世界面前挺直了腰杆子。 就像他常说的那句话："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这大概就是老一辈科学家的风骨，比任何奖杯都来得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