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底，由20多名武汉女大学生组成的南下工作队，在广西荔浦被土匪截杀，每名女生都是右侧太阳穴中弹。听闻此消息，毛主席震怒不已，痛批广西剿匪工作全国最差。 1949年11月11日，随着南下部队的胜利挺进，广西全省宣告解放，五星红旗在岭南大地迎风飘扬。然而，这片红色土地上的和平与安宁却远未到来。作为新中国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广西面临着诸多独特的挑战。 首先，广西的地理环境异常复杂。这里群山连绵，丘陵起伏，丛林密布，有着名闻遐迩的＂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险要地形。广西的平原面积仅占全省四分之一不到，交通十分不便，给政府管理带来极大困难。这种地形成为土匪藏匿的天然屏障，使得剿匪工作举步维艰。 其次，广西民族构成多样，境内少数民族人口达一千多万，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历史形成的隔阂，也给新政权的治理带来了挑战。此外，广西与越南接壤，边境线长，防控难度大，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渗透和干扰。 历史上，由于广西地处偏远，历代中央政权的影响力相对薄弱，这里的伦理教育缺失，民风彪悍。再加上国民党退败时，大量桂系军队的残兵败将携带武器进入山区，为当地土匪提供了人员和武器来源。而蒋介石集团为了反攻大陆，不断向广西空运武器和资金，对土匪头目们许以官职，进一步助长了匪患的蔓延。 1950年，为响应中央号召支援边疆建设，一支由20多名武汉女大学生组成的南下工作队满怀理想与热情踏上了前往广西的征程。这些年轻的女大学生大多来自武汉的高校，怀揣着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的赤诚之心。她们克服旅途艰辛，终于抵达了广西荔浦县，开始了基层工作。 然而，在1950年7月底悄然降临。当这支工作队在荔浦县乡间开展工作时，遭到了当地土匪的埋伏袭击。惨剧令人震惊——所有女大学生均被精确地射击右侧太阳穴，瞬间牺牲。当地勇敢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遇难女大学生的遗体收殓，为她们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葬礼。 经过调查，这起惨案背后与所谓的＂反共救国军＂有着密切联系。这些武装分子受到台湾情报机构的指使，有计划地对新政权的基层工作人员实施暗杀和袭击，企图在广西制造恐慌，瓦解人民对新政权的信任。 荔浦惨案的消息迅速传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得知后震怒不已。他立即批示：＂广西是全国剿匪工作成绩最差的一个省……领导方法上存有严重的缺点。＂随后，毛主席连续发出多封电报，要求彻查真相，严惩凶手，并为遇难的女大学生题词悼念。 毛泽东分析指出，广西匪患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策过于软弱。广西省委为了维持表面稳定，无原则地强调＂慎杀＂，甚至规定每个县最多只能处决一名首恶分子，并且死刑复核权集中在省委。这种做法导致欠下血债的匪首得不到应有惩处，引发民愤，同时也使得群众因担心土匪报复而不敢配合政府工作。 荔浦惨案发生后，中央下定决心彻底整顿广西的剿匪工作。首当其冲的是对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广西省委一贯坚持的＂慎杀＂政策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坚决的惩治措施，对那些欠下累累血债的匪首不再姑息。死刑复核权虽仍保留在省一级，但审批流程大大简化，对恶贯满盈的土匪头目予以坚决打击。 1950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指出，＂广西不能再＇宽大无边＇了＂，并要求广西方面对剿匪工作进行深刻检讨。紧接着，中央将剿灭广西匪患的最后期限定在1951年5月1日，为广西剿匪工作划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在这一背景下，广西军区与省委共同制定了《广西省委四个月剿匪计划》和《全剿瑶山土匪计划》，为全面剿匪行动奠定了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毛泽东在1950年11月17日做出重大决定，派驻扎在湖南的21兵团53军进入广西协助剿匪。这支部队由陈明仁将军率领，战斗力强，作风过硬，为广西剿匪行动注入了新的力量。 在荔浦惨案发生地，军区专门组建了一支精锐部队，追踪凶手的下落。经过几个月的艰苦侦查和战斗，成功捕获了荔浦案的主要凶手。随后，军区在荔浦县城举行了公开审判，对这些杀害女大学生的凶徒实施了严惩，为遇难的女大学生们伸张了正义。 到1951年，在李天佑和陈明仁的通力合作下，广西的匪患基本肃清。据统计，整个剿匪行动共消灭土匪33万多人，其中包括军级以上匪首190人。这一成果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先后两次致电广西军区表示嘉奖。 剿匪胜利后，广西社会秩序逐步恢复，各族人民开始了和平建设的新生活。为防止匪患死灰复燃，军区与地方政府还建立了长效治安机制，在重点地区设立了民兵自卫队，构筑起防范匪患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