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钱学森应邀参加国宴。他手拿请柬，竟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座位。突然，有人告诉他：“你的名字，被主席划掉了！”钱学森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1956年，人民大会堂里灯火通明，这天晚上要举办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格最高的国宴，受邀者都是各领域的顶尖人物。

刚从美国回来不到一年的钱学森捏着烫金请柬走进宴会厅，手指无意识地在请柬边角上摩挲。

这位后来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家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夜晚将在他的人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钱学森在美国求学工作的经历堪称传奇，1935年夏天，这个上海交大毕业的年轻人揣着庚子赔款奖学金登上远洋客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展现出惊人天赋。

十二年间，他从航空工程硕士成长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参与过美军绝密项目。

可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早就飞过了太平洋。

美国当局对钱学森的关注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密切，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他在洛杉矶港口准备登船时被拦下，海关在他的行李里翻出八箱写满公式的笔记本，硬说那是"军事机密"。

其实那些都是他研究空气动力学的演算纸，但美国人不管这些，直接把他关进了特米诺岛监狱。

在阴冷的牢房里，钱学森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十五天，每天半夜三点，看守就会用手电筒晃醒他，逼他交代所谓的"间谍活动"。

后来出来时，他的体重掉了十五斤，嗓子因为反复回答同样的问题变得沙哑。

美国司法部开出荒诞条件：要么永远放弃回国念头，要么缴纳一万五千美元保释金，这在当时相当于三十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钱学森的妻子蒋英抱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四处奔走，她白天在餐馆端盘子，晚上给人教声乐课。

靠着变卖首饰和东拼西凑，硬是在两个月里凑齐了这笔天文数字，当钱学森走出大门时，望着妻子深陷的眼窝，这个向来冷静的科学家第一次在人前红了眼眶。

那五年里，钱学森家的电话永远处在监听状态，每周都要去移民局报到，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每隔三天就会"拜访"一次，连倒垃圾都要翻查。

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钱学森完成了《工程控制论》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他用超市买来的牛皮纸当稿纸，把计算过程伪装成数学游戏教给孩子，连蒋英都不知道丈夫在写什么。

转机出现在1955年6月，钱学森偶然在报纸上看到父亲故交陈叔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当即写了封密信夹在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里。

这封信绕了大半个地球，最终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转到了周恩来总理案头。

同年8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方代表掏出钱学森亲笔信时，美方代表足足愣了两分钟说不出话。

1955年10月8日，他们一家跨过锈迹斑斑的铁门时，海关钟楼正好敲响十一点。

前来迎接的科学院代表发现，这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随身行李里最贵重的东西，是八千多斤科研资料和一本翻烂的《工程控制论》手稿。

回国后的钱学森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上午给年轻科研人员讲课，下午钻进国防部五局的实验室，晚上还要整理美国带回来的资料。

有次半夜回家，蒋英发现丈夫趴在书桌上睡着了，钢笔尖在稿纸上洇出个大墨团，旁边摆着半块咬过的窝头，这样的工作强度，让四十出头的他半年间添了不少白发。

1956年2月的那场政协会议，钱学森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天他特意穿了新做的中山装，没想到发言时紧张得手心冒汗，准备好的讲稿念得磕磕绊绊。

散会后周总理特意过来拍拍他肩膀："钱先生，您在美国给洋人讲课也这么紧张吗？"这句玩笑话让钱学森紧绷的神经放松不少。

转眼到了国庆前夕的国宴，钱学森拿着请柬在宴会厅转了三圈，愣是找不到自己的座位。

工作人员看他急得脖子都红了，凑过来低声说："主席亲自改的座次，您的位置挪到主桌了。"原来毛主席看到座位表后，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科技界代表那桌勾到了自己右手边。

宴会开始后，毛主席给钱学森夹了块红烧肉，转头对桌上的人说："美国人把我们的科学家当原子弹，我看钱先生比五个师的威力还大。"这话引得满桌欢笑，钱学森却盯着碗里的肉愣神。

后来他回忆说，那天晚上自己根本尝不出菜的味道，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尽快把导弹搞出来。

这次国宴过后，钱学森牵头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缺材料就土法上马，带着三百多个大学生在昌平的荒地上搭起工棚。

1960年11月5日，当我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腾空而起时，这个经历过牢狱之灾的科学家蹲在发射场边的土坡上，抓起把滚烫的沙土捂在脸上，泪水顺着指缝往下淌。

从国宴上挪座位的小插曲，到戈壁滩上升起的蘑菇云，钱学森用半辈子时间诠释了什么叫"科学报国"。

当年美国人扣留他时恐怕想不到，那个被关在特米诺岛监狱的清瘦书生，后来真的成了撑起中国航天事业的擎天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