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必须要建！花360亿怎么了？”我国高能物理专家王贻芳略显激动地说道，但杨振宁教授却提出反对意见，直言：你考虑得太少了。 ＂王教授，你不觉得这笔钱花得太冒险了吗？＂2023年一个下午，在北京的一场高能物理学术研讨会结束后，98岁高龄的杨振宁教授神情严肃地望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 这场原本平静的学术交流因为＂中国是否应该建造大型粒子对撞机＂的话题，瞬间变得火药味十足。 ＂对撞机必须要建！花360亿怎么了？＂王贻芳略显激动地回应，＂我们已经错过太多科技发展的关键时刻，这一次不能再犹豫了。＂ 杨振宁摇摇头，＂你考虑得太少了。＂ 这场发生在两位中国顶尖物理学家之间的对话，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中国是否已到了必须在基础科学领域＂赶超＂的关键时刻？ 要理解这场争论的背景，我们需要先明白大型粒子对撞机的意义。在宏观世界之外，存在着肉眼无法观察的微观世界。我们平时喝的水，从微观角度看，是由无数个氢原子和氧原子构成的二氧化氢分子集合体。要研究这些微观粒子，科学家们发明了粒子对撞机——通过让粒子高速运行并发生碰撞，观察它们的相互作用，从而揭示物质最基本的构成。 目前，欧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位于法国与瑞士交界处，其环状通道长达27公里，耗资54亿美金。美国曾尝试建造超级粒子对撞机，却因技术不成熟和经费问题而半途而废，最终成为一个价值十几亿美金的＂烂尾楼＂。然而，近年来美国重新将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计划提上日程，准备投入50亿美元，用10年时间在美国建立下一个全球粒子物理中心。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王贻芳等中国科学家提出了在中国建造大型粒子对撞机的构想。在王贻芳看来，微观世界是中国科学家必须争夺的＂擂台＂。他和团队经过两次细致估算，认为需要约360亿人民币的投入。虽然这不是小数目，但比起杨振宁教授提出的可能需要200亿美金的悲观预估要低得多。 更为重要的是，王贻芳坚信中国已经具备了迎接这一挑战的条件。多年来，许多研究高能物理的中国学者在欧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如今可以为国家所用。甚至连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都承认，中国完全有能力建立世界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加速器。 ＂有那个钱不如搞点看得见的东西。＂杨振宁教授端起茶杯，声音不大却字字有力。作为我国高能物理学乃至世界高能物理学的先驱之一，他的每一句话都分量十足。 让我们倒回时间，看看杨振宁教授为何如此谨慎。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曾计划在得克萨斯州建造超级超导对撞机，预算从初期的40亿美元一路飙升至120亿美元。1993年，在已投入约20亿美元、挖掘了近25公里隧道后，美国国会最终取消了这一计划。一个可能引领物理学重大突破的项目就此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烂尾工程＂之一。 杨振宁教授正是担心历史重演。在他看来，50多亿美金可能只是初始投入，随着研究深入，科研支出将如同挖掘了一个无底洞。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一个仍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每年的科研资金有限，建造大型粒子对撞机势必会挤压其他科研项目的生存空间。 ＂教育、民生、医疗，这些领域不是更应该优先考虑吗？＂杨振宁直击问题核心。确实，大型粒子对撞机及其相关研究在短期内几乎无法产生经济回报，可能五六十年后仍停留在基础研究阶段。 而另一个被杨振宁提出的尖锐问题是人才结构。中国高能物理学家数量有限，若要组建专业团队，很可能需要大量引进国外专家。＂中国人花钱在中国建造项目，核心骨干甚至领导人都是外国人，这样合适吗？＂这一担忧道出了科技自主权的关键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每一次重大科技突破都来之不易。＂起跑晚＂的历史教训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科技发展中的＂弯道超车＂有多么困难。如今，中国终于有机会与发达国家同台竞技，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并驾齐驱。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全盘接受西方设定的＂科技优先级＂？ 从历史角度看，苏联曾在太空竞赛中投入巨资，却因此拖垮了本已脆弱的经济基础。科技竞争是场马拉松，而非短跑——不仅需要爆发力，更需要持久的经济支撑和全面的战略布局。 中国如今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选择：是将360亿人民币投向可能改变人类认知却短期内难见收益的基础研究，还是分配给能够立竿见影改善民生的实用项目？这不仅是资金分配问题，更关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