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作人干的另一昏事，就是唆使弟媳羽太芳子状告亲弟弟周建人“重婚”，意在将他扳倒。 1951年北京，一场普通的重婚罪诉讼背后，隐藏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不为人知的家族恩怨。 原告羽太芳子，被告周建人。 看似简单的夫妻纠纷，实则牵扯着周作人、周建人两兄弟长达数十年的积怨。 事情要从1925年说起，当时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的周建人，与学生王蕴如相恋。 两人很快开始同居。此后十年间，王蕴如为周建人生下三个女儿。 周建人始终未与原配妻子羽太芳子办理离婚手续。 羽太芳子，日本人，1906年与周建人结婚。 婚后生育一子周丰二，由于生活习惯差异，两人感情早已名存实亡。 婚后不久，芳子便与孩子搬到了周作人家中居住，看着是两家人和睦同处，实则是两兄弟早已分道扬镳。 1936年，周建人携王蕴如回北平为母亲祝寿，这次团聚，引发了一场家庭风暴。 羽太芳子当面指责周建人背叛婚姻，已成年的儿子周丰二竟然持刀威胁父亲，要为母亲讨回公道。 当场剑拔弩张，只差一步就要酿成血案。 这次冲突，成为周建人与原配家庭的决定性裂痕。 1937年，周建人彻底搬离，与原配断绝联系，从此，周建人只认王蕴如一家，而羽太芳子与周丰二则投靠周作人一家。 这种表面和平的状态，在1949年后被打破。 周作人因抗战期间担任伪职，遭到审判入狱，周作人的家庭顿时失去经济来源。 羽太芳子此时年近花甲，无工作能力；周丰二年纪尚轻，工作不稳定。两人生活陷入困境。 更雪上加霜的是，周氏兄弟共同拥有的八道湾房产，因周作人的伪职行为被部分没收。 这座房子是周家在北京的立足之本，也是兄弟多年的心结。 1950年，羽太芳子突然向北京市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周建人犯有重婚罪。 诉状中列举了周建人与王蕴如的同居时间、生育子女等详细情况，要求法院追究周建人的法律责任。 诉状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争夺八道湾房产的所有权和分割权。 据周海婴在回忆录中透露，诉状的真正起草者是周作人。 出狱后的周作人，亲自修改诉状内容，强化对周建人的指控，并利用其在文化界的人脉关系，向法院施压。 周作人为何要这样做？矛盾源头可追溯到抗战时期。 周作人留在北平任伪职，周建人则南下重庆。 两人政治立场截然相反。更令周建人愤怒的是，周作人曾通过日本使馆，扣留了周建人，在北大的部分薪资。 八道湾房产问题更是，两兄弟的核心争议。 该房产原本登记在周建人名下，但周作人曾私自修改契约，试图将房产据为己有。 解放后，周建人与妻子许广平，决定将房产捐赠给国家，这一决定让周作人极为不满。 此外，周作人晚年经济拮据，急需从周建人处，获取经济支持或房产权益。 而羽太芳子作为日本移民，在中国处境艰难，只能依靠周氏家族生存。 1951年，北京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法院经过详细调查后认定：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婚姻关系，已于1937年实际终止，因双方长期分居，且周建人已与王蕴如组建新家庭。 关于重婚罪的指控不成立，同时，考虑到周丰二成年后，持刀威胁父亲的行为，法院认为父子关系已实质性解除。 最终，驳回了羽太芳子的全部诉求。 判决书送达后，周作人震怒。他曾以为凭借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和对芳子的操控，可以迫使周建人妥协，法院的公正判决打破了他的算盘。 诉讼失败后，周氏兄弟的关系彻底破裂，据当时参加教科书编审会议的人回忆，有一次周作人与周建人在会议上偶遇，周作人主动打招呼，周建人却只是冷漠地看了一眼，一言不发。 兄弟间的最后联系，仅剩下这一记冷漠的对视。 羽太芳子在诉讼失败后，生活更加困难。 她与儿子周丰二相依为命，直到1964年因病去世。 作为一个日本女人，她在中日关系最紧张的年代里，夹在周氏家族的权力和利益争夺中，成为一枚可悲的棋子。 这场看似普通的重婚诉讼，实则是周氏兄弟长达数十年积怨的总爆发。 诉讼表面争的是婚姻关系，实则争的是房产、金钱和面子。 一个家族，两对夫妻，四段人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法庭上，上演了一场现代文学史上鲜为人知的兄弟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