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2年，勾践赐死文种，文种临死质问：“我帮你灭了吴国，你这就卸磨杀驴？”勾践冷冷一笑：“灭吴，我只要用了你的三个计策就够了，剩下的，你在地下跟先王细说吧！”

文种在公元前494年越国濒临灭亡之际献上的"伐吴七术"，堪称古代战略规划的典范，根据《越绝书·卷十二》记载，其核心策略包括重金贿赂吴国权臣、高价收购吴国粮草、进献美女消磨斗志、派遣工匠消耗国力等系统性打击方案。

当勾践在吴国为奴期间，文种在国内实施"十年生聚"政策，将越国军力从五千残兵发展至四万精锐，同时建立三道战略粮仓，这种深谋远虑为后来反击奠定基础。

灭吴后的战略分歧成为君臣决裂导火索，文种主张"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多次在朝堂反对勾践北上争霸计划。

这种政见冲突背后，是谋士与君主对权力本质的认知差异——文种着眼百年大计，勾践执着即时威权，《吴越春秋·卷十》记载，当文种劝谏"霸业虚名不及民生实在"时，勾践拂袖而去的神情已显露杀心。

作为楚国士人，文种始终处于微妙的政治地位，其制定的"伐吴七术"中"联楚制吴"策略，虽在战术层面取得成效，却加深了勾践对楚系势力的忌惮。

这种地域隔阂在越国高层形成隐形裂痕，当范蠡急流勇退远走齐国，文种孤悬越廷的处境愈发危险，出土的战国楚简显示，文种曾秘密联络楚国旧交，这些往来信笺成为政敌攻击他的关键证据。

勾践赐死的深层动机，远非简单的"兔死狗烹"可概括，文种掌握的"未用四术"如同悬顶之剑，其中"离间君臣""经济渗透"等手段若反向施于越国，足以动摇统治根基，这种能力恐慌促使勾践必须消除隐患，正如其在临终前对太子所言："谋士之智，可兴国亦可覆邦。"出土的属镂剑铭文"王权永固"四字，恰是这场较量的血腥注脚。

文种悲剧折射出组织管理中永恒命题：如何处理功勋者与权力结构的关系，现代企业研究中所谓的"能人陷阱"，与文种遭遇惊人相似——当个人能力突破组织控制边界时，系统将启动自保机制。

范蠡的三次转型（从政客到富商再到隐士），则为职业规划提供跨时代启示：及时识别系统风险，主动转换赛道方能保全。

在绍兴西施殿遗址出土的战国竹简上，考古学家发现文种绝笔："智可破国，难破心障。"这位战略大师用生命印证了权力场的残酷法则：最锋利的谋略之刃，往往最先折断于猜忌之鞘。

（本文核心事实依据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及袁康《越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