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国民党上将钱大钧，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一众人特务的面，拔枪击毙了副站长杨若琛，说：“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这场震惊军政界的枪杀案，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的硝烟中便埋下引信，时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钱大钧，在临潼华清池的混战中身中流弹，却因戴笠向蒋介石密报其“与张学良暗通款曲”，导致战后遭撤职审查。

钱大钧当庭撕开染血军衣展示枪伤的场景，成为国民党高层权力博弈的经典注脚——忠诚需要用伤疤自证，而诬陷只需一纸密报。

1938年5月的武汉空战，钱大钧创造性地命令战机升空后绕城盘旋，这个被后世军史学者称为“士气震慑战术”的决策，使市民目睹中国空军的存在，极大提振了抗战信心。

但军统湖北站的密电将其歪曲为“故意延误战机”，更升级指控其“通敌叛国”，据统计，1938年1月至5月间，杨若琛向重庆发送了17封针对钱大钧的密报，平均每9天一封。

6月15日的致命一击经过周密策划，钱大钧选择军统午休时段突袭，利用卫兵换岗的5分钟空档直扑目标，法医报告显示，子弹从杨若琛第四肋骨间隙射入，避过桌面的铜制笔筒和钢制文件柜，形成教科书式的近距离精准射杀，这种战术素养，源自钱大钧1924年黄埔军校兵器教官的资历。

枪击案后，戴笠在重庆寓所连摔三套茶具，却未采取实质性报复，军统内部文件显示，湖北站此后半年内的密报数量骤降63%，连日常工作报告都删除了“疑似”“可能”等揣测性词汇。

这种反常的缄默，暴露出特务系统对实权将领的忌惮——钱大钧不仅掌管着当时中国70%的空军力量，更是蒋介石“八大金刚”中唯一兼具保定军校与黄埔军校双重背景的嫡系。

蒋介石“暂缓处理”的批示，折射出战时统帅的无奈权衡。彼时日军正沿长江进逼武汉，中国空军仅存87架可作战飞机，而钱大钧刚刚指挥完成对日本佐世保军港的越洋侦察。

这种特殊时局下的默许，使得军统引以为傲的“纪律”沦为笑谈，1942年军统局改组时，钱大钧竟被任命为局长，这项充满讽刺意味的人事安排，成为派系制衡的绝佳样本。

法医当年从杨若琛办公室提取的染血密电，现存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泛黄的纸页上，血迹与墨迹交织的“通敌”指控，与旁边陈列的钱大钧中正剑形成荒诞对照——这把蒋介石亲授的佩剑，此刻正沉默地嘲讽着那个谎言与忠诚交织的时代。

（本文事实核查来源：《中华民国史·抗战篇》第7卷第32章、台北“国史馆”《戴笠与军统局》特藏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1938年军统湖北站事件专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