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大屠杀，客观上为汉人的再次崛起扫除了障碍。因为元朝在攻伐之路上带来的屠杀，导致盘踞辽东300余年的契丹人没了，导致盘踞河西200余年的党项人没了，导致盘踞中原100余年的女真人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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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说起元朝，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总有一句话：“元人打仗不要命，老百姓遭殃。”

但很少有人真正去想：元朝铁骑南征北战，不光带来了山河一统和破败，还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北方几百年来的民族格局。

细究下来，这场历史巨变，恰恰为汉人在元末明初的再次崛起埋下了伏笔。

翻翻史书，不难看到，北宋以后中国北方一直不太太平。

辽国（契丹）、西夏（党项）、金国（女真），这三家曾轮番与汉人政权对抗，有的甚至一度坐在了中原的龙椅上。

辽国凭着铁骑横扫辽东三百年，西夏据着河西要地撑了两百多年，女真更是灭了北宋，盘踞中原一百多年。

谁也想不到，这些老牌强敌，在蒙古铁骑来临后，竟然都“消失”了。

元朝灭金时，契丹人本已逐渐融入金国社会，但蒙古军大肆屠杀，契丹贵族、普通百姓不是死于战乱，就是被掳去为奴。

契丹旧部虽有人流落东北、内蒙古一带，但自此断了根。

党项人更惨，西夏被灭时，蒙古军对城中居民几乎赶尽杀绝，党项族被流放、驱赶，或并入汉、藏等周边民族，很快在历史上没了声音。

女真人呢？金朝灭亡后，女真人多被俘、屠杀、迁徙，东北的“女真故地”成了空白，残余的要么迁回原始森林，要么被中原吸收。

有时候看明初的人口调查，不禁唏嘘。原本北方一带分布着契丹、党项、女真，这些名字后来在地契、家谱、坟地上几乎全无，

老百姓再提起也只是“听老人说过”。正是元朝的“铁血清场”，才让汉人有了重新扎根的机会。

很多人以为蒙古军只屠杀“外族”，其实元朝建立初期，对汉人同样毫不手软，尤其北方。开元元年的人口册里，北地人口锐减，一些地方十室九空。

直到元末，北方还时常能见到荒废的村庄、没人耕种的土地。

蒙古政权严厉地分四等人，汉人、南人都在底层。元朝前几十年，北方汉人元气大伤，社会秩序混乱，人口难以恢复。

南方却不一样。元军攻下江南，虽然也有杀戮，但南方天高路远、江河密布，加上南宋遗民多半避难山林、江湖，实际受到的破坏远远小于北方。

再加上江南水稻、手工业、商业发达，人口基数大，文化和地方势力保存得好，元朝在南方的统治也更依赖本地士绅、老百姓。

到了元末，江南反而成了经济、文化的重心，成了后来汉人起家的基础。

如果契丹、党项、女真还在，南方汉人想“北伐中原”，至少得横扫三家。正是元朝一锅端，才让朱元璋等人有了“扫北”的机会。

到元朝后期，国家财政混乱、天灾连连、赋税沉重，朝廷腐败、贵族争权，底层百姓苦不堪言。

朱元璋小时候家里穷，亲人死于饥荒、瘟疫，后来做过和尚、乞丐，见惯人间疾苦。

等到红巾军起义，江南遍地烽烟，朱元璋投奔义军，靠着聪明和果断，逐渐脱颖而出。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北伐时，真正能与他争天下的强敌已经所剩无几。契丹已亡，党项已灭，女真残存一隅，

蒙古人本身也因屠杀过重、草原气候变化等原因逐渐走向衰弱。明军北伐元大都时，元顺帝带着残部仓皇北遁，北地大片空地等着新政权填补。

这段历史，有老人说得很明白：“当年元军砍得狠，反倒便宜了后来汉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人崛起只是“捡漏”。

朱元璋平定中原，分田给贫民，恢复农业，重开科举，整顿赋税，大力打击豪强、贪官。

他把百姓、士人、退役兵丁都团结起来，把一个遍地疮痍的中国拉回到正轨上。

北方失去的强敌，成了明初移民填土的沃壤。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一带，明朝积极移民、恢复村落，

很多现在的北方家族根在南方。社会结构和人口分布因此再次发生大洗牌，汉人力量以全新的姿态回归。

如今想来，元朝在战争与杀戮中为汉人的崛起“扫清障碍”，确实是历史一大悖论。辽金西夏的老对手一夜之间消散，北地成了新生政权的舞台。

朱元璋、徐达、常遇春这些出身寒微的将帅，正是在一片空场中扶起了明王朝。

可历史哪有真正的“白捡”？元朝的屠杀留下的不只是空间，还有创伤。明初的重建之难、民间的流离与思变，多少都是血的代价换来的。

等到后人站在明清边疆、田野，看着地里新绿、村头老碑，也许会问：这一片土地，曾经属于谁？又是谁，为后来的安稳流了太多血？

就像那句话：“世事无常，兴衰自有时。”元朝的大屠杀带走了北方的老对手，也给了汉人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可在这历史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家园与希望，一切都沉在了时间深处，只剩下后人去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