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陈长捷出狱后，傅作义在北京西单请他吃饭，陈长捷故意迟到，大摇大摆地走进去，瞪着眼撇着嘴直言：“要是放在以前，今天我绝对不会前来！”

陈长捷和傅作义的交集，可以追溯到保定军官学校时期。那时的他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是军中最有前途的青年才俊之一。

傅作义为人刚毅稳重，颇具谋略；而陈长捷则豪爽果敢，行事雷厉风行。两人因性格互补，很快结为莫逆。

毕业后，他们不约而同投奔阎锡山，成为晋系军阀的重要骨干。

在抗日战争时期，两人均屡立战功，傅作义驰骋绥远战场，击退日军有功，陈长捷则以铁血军纪整饬部队，威震三晋。

阎锡山虽表面倚重二人，内心却深忌这两个羽翼渐丰的“猛虎”，担心其威胁己权，终日防范。久而久之，陈、傅二人逐渐对晋系心生不满，选择各自分道扬镳。

1949年初，国共内战已进入尾声，解放军势如破竹，华北战局日趋紧张。

此时傅作义为北平“剿总”司令，名义上统领华北各地守军，实则已心生去意。天津作为华北门户，是傅作义手中最关键的一张牌，其防务由陈长捷担任。

战前，杜建时、林伟俦、刘云瀚等人都看清形势，纷纷劝陈长捷撤兵保命。

但陈长捷坚持己见，怒吼道：“如天津防守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你们若不为傅总司令、蒋委员长负责，我只有自杀！”

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忠肝义胆。但他未曾想到，傅作义此时已经暗中与中共接触，意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北平，留名史册。

1949年1月15日天津战役骤然打响。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天津，猛烈炮火轰击之下，整座城市仿佛在颤抖。

陈长捷身着整齐的将军制服，站在司令部的观测窗前，神情凝重。他早已料到这一战是生死存亡，却没想到傅作义竟真的“袖手旁观”，没有任何增援动作。

他心中燃起的不只是愤怒，还有一种撕裂的失望。

部下纷纷来报，东门失守，南门告急，电台联络频频中断。陈长捷沉默片刻，走到地图前重重一拳砸下：“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敌我力量悬殊，天津守军孤立无援，节节败退。城破之际，枪声渐息，烟尘未散，陈长捷踉跄走出指挥部。

他脸色苍白如纸，却挺直脊背，面对蜂拥而至的解放军战士，仍怒目而视，高声喊道：“我陈长捷，宁死不降！”话音未落，被战士当场制服。

这一刻，他没有选择饮弹自尽，也没有选择变节，只是默默地被押往功德林——那是专为国民党战犯设立的“再教育营”。

天津失守后，傅作义成功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成为新中国“和平起义”的象征人物，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水利部长，成为少数保有官职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

而陈长捷，却在功德林经历十年铁窗生涯。

1959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宽大处理战犯，陈长捷获释。消息传来，傅作义十分感慨，主动安排在北京西单请他吃饭，希望借此一聚，也表一表心意。

这顿饭成了两人多年情谊的一次“清算”。

陈长捷故意迟到，穿着一身老旧的中山装，大摇大摆走进包间，眼神锋利如刀。

他冷冷盯着傅作义，一字一句地说：“要是放在以前，今天我绝对不会前来！”

傅作义听后面露愧色，端起酒杯说：“老弟，当年之事，我有难言之隐……”陈长捷冷笑一声：“我看是难以启齿吧？”

那顿饭，气氛压抑如霜，杯酒未干，话已如寒冰。昔日同窗、战场兄弟，终因政治选择与命运捉弄，形同陌路。

陈长捷晚年生活拮据，靠政府接济度日。他一生忠诚于蒋介石，自认为是“国家栋梁”，却因战败沦为囚徒。

他曾对人说：“我若当初一走了之，也能像某些人一样当上部长，可我不愿苟且偷生！”

傅作义虽高位在身，但对陈长捷一事，始终心存愧疚。有人私下问他：“你为何不救陈将军？”他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当时救北平，是大局……至于老陈，我欠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