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左权战死的消息传到延安，刘志兰整个人瘫倒在地，她扑倒在地板上，哭到昏厥，她是左权的妻子，也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母亲。

这一天，她的天塌了，她怀里抱着女儿左太北，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身边人劝不动，连朱德、彭德怀来了也劝不动，她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哭，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

刘志兰和左权，是延安公认的模范夫妻，两人在陕北相识，一个是红军高级将领，一个是“一二·九”运动出身的进步学生，婚后，生活清贫，但感情笃深。

左权不善言辞，刘志兰则干练果决，有一次开会，左权太晚回去，刘志兰直接跑去找他，说：“你是军人，我也是干部，不是你家佣人！”全场一片肃静，左权没说话，只是站起身，敬了个军礼，大家都笑了，感情好，脾气也都不小。

左权牺牲以后，刘志兰住在延安保育院隔壁，每天推着左太北在院子里晃，她说话少了，常一个人对着左权的遗物发呆。

陈守中那时候是左权的秘书，左权牺牲后，给他留了几句话：“太北就拜托你了。”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陈守中开始经常来探望刘志兰，帮着她带孩子，修东西，处理杂事，他不说话，只默默地做事，刘志兰起初并不理会，心思全在左权身上。

但日子久了，陈守中的陪伴就像热水壶里一直温着的水，慢慢暖过来，他从来不提感情，只是照顾她，照顾孩子，把左太北当亲生的带。

一次下雪天，刘志兰没柴火烧，陈守中半夜冒雪砍柴，手冻裂了也没说一句，久而久之，组织也觉得这两人可以成个家。

朱德、陈毅都来劝，刘志兰也犹豫了许久，她不是不想嫁，是放不下左权，后来，她说：“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太北。”1948年，她和陈守中结婚了，悄悄办的，没有什么仪式，也没人通知外界。

这桩婚事在当时引起一些非议，有人背后议论，说她“前脚哭完左权，后脚就改嫁”，还有人说“秘书娶了将军遗孀，捡了便宜”，刘志兰听见了，也没回应，她不争辩，只带孩子，干工作，踏实过日子。

她教左太北认字时，第一本书就是左权的笔记本，她常常说：“你爸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做过坏事。”陈守中也从不争宠，不干涉她怀念左权的方式。

甚至每年左权的忌日，陈守中都陪母女俩去上坟，鞠躬、烧纸，什么都做，左太北长大后说：“我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生父，一个是养父。”

到了六十年代末，山西形势起了变化，刘志兰和陈守中在山西工作多年，人脉深，根基稳，他们和刘格平联系密切。

刘格平那时从北京回到太原，带了指示，要“接过山西的工作”，他们几个人一起行动，聚集了一批年轻人，连夜商量方案。

1月的一天，一群人冲进省委大楼，把门锁上，收走了公章，把办公室贴上封条，当时局势混乱，谁掌握文件和公章，谁就说了算。

当天晚上，几位省里的领导被带走，有人抗议，有人躲避。刘志兰坐在会议室里，面对满屋子人，没说话，只是让陈守中去查人事档案，她说：“得把手头的资料看清楚，别搞错了人。”但事情已经不可收拾。

那阵子太原每天都有冲突，有人受伤，也有人出事，造反派也分成了好几拨，斗来斗去，打到街头，后来出了事，中央下令调查，刘志兰、陈守中和刘格平都被带走了，一关就是好几年，左太北那时候才十几岁，寄人篱下，常常睡不着。

出了这件事之后，刘志兰基本退出了政治圈，等她回到家中，已经是七十年代末，她不再过问组织上的事情，只管家里、孩子、资料。

她说话越来越少，但对一件事始终放心不下：左权的“托派”问题，这个事，说起来要追溯到1931年，那时王明路线盛行，对党内很多人都进行了清洗，左权因为留苏背景，被人贴了“托派”标签。

虽然后来调回来继续任职，但这事成了他心里的刺，直到牺牲都没有洗清。

刘志兰一直想给左权正名，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她跑了很多单位，写信、找人、找证据，甚至整理了上百页的左权文稿。

1982年，她写信给胡耀邦，说：“左权是好同志，他冤枉了一辈子。”那一年，中央下文，为左权彻底平反，取消“托派”处分，刘志兰拿到文件那天，抱着文件哭了半天，连陈守中都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1985年，《左权传》正式出版，冤案的事写得清清楚楚，刘志兰拿着书去了左权墓前，和女儿一起跪在碑前。

她说：“你清白了，我也能闭眼了。”她没有再做任何公开活动，也不接受采访，1985年，陈守中退休，两人搬回太原。

她整天翻资料，写东西，家里没什么摆设，最显眼的就是一张左权的大幅遗像。

刘志兰去世前，已经瘦得脱形，1992年，她病重住院，左太北守在床边，她手里一直攥着一本《左权文集》，翻了又翻。

她说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他没有做过坏事。”这句话她说了一辈子，连走的时候都没忘。

参考资料： 李蓉：《左权将军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