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闻一多在父母强行施压下，迎娶了从未谋面的远房表妹高孝贞。洞房之夜，闻一多以为不与高孝贞同房就可以摆脱这份情感束缚，却没想到两人竟将婚姻生活进行到底了 从最初的排斥到最终的依恋，闻一多与高孝贞的婚姻历程，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变迁与人性情感的复杂。 1922年初春湖北浠水县的闻家大院张灯结彩、喜气洋洋，23岁的闻一多面无表情地站在书房窗前，看着家人们忙前忙后准备婚礼。 他刚刚收到父亲措辞强硬的来信：“婚事已定，速归完婚，否则断绝父子关系。”这位在清华园里意气风发的才子，此刻却像一只被关进笼子的鸟。 这门亲事早在十年前就已定下，1912年闻一多考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时，父母就为他订下了娃娃亲，对象便是高孝贞，比他小4岁，是闻家的远房表亲。 当时闻一多一心求学，对这门亲事并未在意，十年过去当父母催促他完婚时，已经接受新思想的闻一多对包办婚姻产生了强烈抵触。 “我此生只肯以诗为妻，以画为子。”闻一多在给好友梁实秋的信中这样写道。但面对以死相逼的母亲，孝顺的他最终妥协了。 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洞房。这些要求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但为了促成婚事，父母勉强答应了。 婚礼当天闻一多用实际行动表达着不满，他不洗头、不刮胡子、不换新衣，像个局外人一样冷眼旁观。 当新娘的花轿抵达时，宾客们四处寻找新郎，却发现他又躲进了书房，最后是几个壮小伙强行把他抬出来，才勉强完成了拜堂仪式。 洞房花烛夜本该是新人最甜蜜的时刻，可闻一多却抱着一本书彻夜阅读，连盖头都没掀，新娘高孝贞独自坐在床边，听着烛火噼啪作响一夜未眠，这个19岁的姑娘同样是被迫走进这段婚姻，但她选择了默默承受。 蜜月过后闻一多如释重负地返回清华，临行前他看都没看妻子一眼，但在回校的火车上，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他的脑海：“我们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她比我更无辜。” 这个念头让闻一多坐立不安，一到学校他就给父母写了封信，强烈要求送高孝贞去读书。 “既然嫌弃她没有文化，那就给她受教育的机会。”这个决定，成为这段婚姻的第一个转折点。 在闻一多的坚持下，高孝贞进入了武昌女子职业学校，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一个新婚媳妇不在家侍奉公婆，反而出门读书。 高孝贞珍惜这个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她隐约感觉到，这是走进丈夫心里的唯一途径。 1922年夏天闻一多赴美留学，他开始定期给妻子写信，关心她的学习情况，高孝贞的回信从最初的寥寥数语，逐渐变得内容丰富起来。 她会在信中和丈夫讨论读过的书，分享对时事的看法，闻一多惊讶地发现，这个曾被自己轻视的妻子，正在快速成长。 留学期间闻一多遇到了一位志趣相投的华裔女生，两人相谈甚欢，一度让他心动，但想到远方的妻子，他及时克制了这份感情。“我们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我不能让她再受伤害。”闻一多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22年底思念妻子的闻一多写下了著名的《红豆》组诗，其中一句“相思着了火，有雷雨洒着，还烧的好一点”道尽了他复杂的心绪。 这些诗被寄回国内，高孝贞读后泪流满面，她第一次感受到，那个冷漠的丈夫心里，原来也有柔情。 1925年闻一多提前回国，在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安顿好后，他立即把妻子和女儿接来同住，久别重逢的夫妻，终于开始了真正的家庭生活。 在北平的小院里，闻一多教妻子读唐诗，高孝贞则为丈夫研墨铺纸，周末他们会带着女儿去北海公园散步，闻一多常常即兴作诗，高孝贞则安静地听着，眼里满是崇拜，邻居们都说，这对夫妻看起来像在谈恋爱。 但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南迁至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高孝贞带着孩子们留在湖北老家，夫妻再次分离。。 1940年高孝贞历经艰险，终于带着孩子们来到昆明与丈夫团聚，此时的闻家一贫如洗，闻一多的薪水难以维持全家生计。 高孝贞在屋后开垦了一块菜地，种上白菜、萝卜，还养了几只鸡。她甚至学会了自制烟丝，因为闻一多戒烟后总是心神不宁。 “内人亲手为我制作的。”闻一多常常举着妻子卷的烟，向同事们炫耀，战火中的清贫生活，反而让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厚，每当空袭警报响起，闻一多总是先护住妻子，再顾及孩子。 1946年7月15日昆明的天空阴沉沉的，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临出门前高孝贞紧紧拉住他的手：“今天别去了，我总觉得要出事。” 闻一多轻轻拍了拍妻子的手：“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这是他留给妻子的最后一句话，当天下午闻一多在回家途中遭特务暗杀当场身亡。 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过河北省和北京市政协委员，1983年以81岁高龄辞世。按照遗愿，她的骨灰与闻一多合葬。 参考资料： 信息来源： 闻黎明《闻一多传》（人民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