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节，中南海的一场特别宴请上，毛主席突然问溥仪一句：“传国玉玺去哪了？”一句话，让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坐在一旁的溥仪脸色一变，支支吾吾了半天，说不清楚。

这位曾经的皇帝，如今是文史馆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被问到象征皇权的宝物去向，自己却也说不明白，屋里很多人都停下了筷子，一时不知道该看谁，堂堂末代皇帝，居然连玉玺去哪儿了都搞不清楚。

说起这顿饭，其实是毛主席特意安排的，溥仪自1959年被特赦后，就安排在北京文史馆做些资料整理的工作。

虽然人已经“自由”了，可心里总是低着头，毕竟以前是皇上，转眼成了普通老百姓，心理落差太大，话也不多，见谁都点头哈腰，有些人心里也拿不准这人是真悔过，还是假装顺从。

毛主席那段时间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说：“溥仪现在虽说是普通人，但这人毕竟经历过太多，要让他真融入过来，还得从心理上解开他的包袱。”

于是，他决定在春节的时候请溥仪来家里吃顿饭，让他感受到平等与尊重，这顿饭没有铺张，也没有太多正式流程，吃的就是家常菜，主打一个温情和平等。

席上，毛主席还开了个玩笑：“今天在座的，都是你以前的老百姓啊。”一桌子人笑了出来，连溥仪自己也笑了，但笑得拘谨，背还挺得笔直，吃饭时用筷子都显得很拘束。

菜刚上到第三道，毛主席突然话锋一转，问道：“传国玉玺，你还记得在哪儿吗？”这一问，就像在一片笑声中丢进了块石头。

溥仪愣住了，显然没想到会被问这个，他拿着筷子的手微微抖了下，小声说：“玉玺……我记得是在1924年，那年冯玉祥把我赶出宫……我也在收拾东西，当时乱得很，后来有仆人回来告诉我，玉玺找不到了。”

他低下头，语气有些发虚，“冯的兵也搜了，但也没找到，我猜……可能是鹿钟麟他们带走了，也有可能被某个士兵私藏了……”

这时候，有人小声嘀咕：“连自己当皇帝的时候，国宝都丢了，还真是稀罕。”话虽小，但大家都听见了。

溥仪听了这话，脸更红了，他嘴里还说了句：“朕……哎，不是，我……”结果自己把自己吓一跳，连忙改口，这一下，全桌人都愣了。

其实玉玺的事，在历史上本来就说不清楚，早在五代十国时期，有说法称真正的传国玉玺就已经毁在后唐皇帝李从珂手上了，当时他在洛阳兵败自焚，传说玉玺也一起烧了。

后来到清朝，乾隆皇帝是个讲究排场的人，自己命人仿造了好几方玉玺，不光大小不同，连材质也有玉的、青田石的、羊脂白玉的。他说是“祖传”，其实明眼人都知道那不是真货。

但对溥仪来说，那些印章就是他身份的象征，等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把他赶出紫禁城，他急忙带着婉容、文绣收拾东西出宫。

宫里乱成一团，很多值夜的仆人、太监都跑了，有些金银器皿也不翼而飞，玉玺找不着，是很可能的事，只是多年过去，溥仪也搞不清楚是丢了、藏了、还是被人顺手牵羊了。

毛主席听完后并没有生气，反而笑了笑：“玉玺嘛，不过是一块石头。”他指了指桌上一个印章盒子，说：“我们现在的国玺，是铜做的，不讲究贵重，但结实。”

他打开盒子，里头是一枚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的铜章，不大，但沉甸甸的，他说：“这个章，代表的是人民，不是哪个人的王朝。”

这话说得轻描淡写，但坐在那儿的几个人都明白，这是在告诉大家，老百姓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过去讲皇命，现在讲民意。

过去印章是传宗接代的象征，现在是国家机构运作的凭证，溥仪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这个，才是真正的国宝。”

饭后，毛主席没再提玉玺的事，他也不在乎那个东西是不是在谁手里，他关心的是一个时代能不能彻底翻篇，一个曾经的帝王能不能变成真正的普通人。

这顿饭之后，溥仪变得比以前开朗多了，在文史馆里，不再沉默寡言，还主动给别人讲清朝宫里的规矩，讲自己小时候怎么写满大殿的“福”字、怎么在御花园学骑马，他的语气不再是炫耀，而像是在讲一段已经过去的事。

到了1967年，溥仪病重住院，最后离世，他在医院里还和护士说：“共产党给了我新生，要不是改造，我活不到今天。”

他晚年写的《我和我的前半生》，成了最早一批由封建皇帝自己口述的忏悔材料，书里头也提到这场饭局，他说：“毛主席待人随和，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心里清楚，他早就放下对我的戒备。”

而那块铜制国玺，后来在很多国家正式文件中都被盖过印，人们记住的，不是它的样子，而是它的意义——它盖的是一个人民国家的公章。

至于传国玉玺，后来还有人说是在长春发现了，也有人说当年随日本人走私出境，也有传说说它藏在洞庭湖的某个水底，但这些都没实证，像个谜，也像个幻影。

但这个谜，已经没人急着去解了，因为故事的重点早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