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徐深吉穿着整洁军装，站在家乡黄安县的山口，他已经是解放军中将，率部队凯旋。

但他的母亲石顺香，在村口的破屋里，还把儿子的名字刻在灵牌上，点着香火，说着“保佑儿子来世别再打仗”，她不知道儿子早就没死，他就在山外。

十七年前，1932年，古峰岭战役打得异常激烈，徐深吉在战斗中头部中弹，倒在山洼里，血流满面，失去了意识。

红军部队紧急转移，留下了不少伤员和牺牲战士，战友回报说他牺牲了，部队也给家里寄了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

这纸证明成了石顺香的“判词”，她当场晕倒，从此在村头立了个土坟，插上了写着“徐深吉之灵”的木牌。

这位母亲每天给儿子的牌位上香，逢年过节放纸钱，说儿子战死得光荣，她一个人种地过活，日子苦得不行。

村里人劝她另找出路，她摇头说：“我儿是英雄，等他转世回来。”没人敢再劝。

1949年部队打回黄安，徐深吉没有直接现身，他怕母亲太激动，就先让警卫员带着他的亲笔信、军装照和一条他从小戴的铜手链去找母亲。

石顺香一听是部队来人，连忙拿出她那张发黄的“烈士证明”，哭着说：“他是为国捐躯的好儿子。”

警卫员把信和照片递上，说：“大娘，他没死，他让我们接您去见他。”

石顺香一把抢过信，盯着那熟悉的字迹，她手抖得厉害，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嘴里念着：“我的儿子，真的是你？”那条铜手链，她一眼就认出来了，当年是她亲手帮儿子拴上的。

母子重逢那天，村里几乎全出动了，徐深吉穿着军装，在队伍前等着，石顺香一步步走过去，望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一时间站住不动。

徐深吉喊了一声：“娘——”她扑过去，捶着他的肩膀哭道：“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以为你早死了！”

徐深吉把母亲接到北京，找了间屋子住下，石顺香住进北方的大院，哪都不想去，就盯着院子里的槐树发呆。

有时她还会半夜起床，摸出那张烈士证明书看一看，嘴里嘟囔：“人活着比啥都强。”

另一边，左权的母亲等来的却是确凿的噩耗，左权1942年在抗战中牺牲，尸骨都留在晋冀鲁豫交界的大山里。

他牺牲的消息早已传到延安，但家乡的老母亲并不知道，她一个人种地，眼睛都快瞎了，1949年解放军进入湖南，朱德特地交代部队绕道去看左权的母亲。

战士带去的是左权牺牲的证书和照片，还有一封朱德亲笔写的信，老人坐在门口，听完消息没哭。

她接过信，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念完后说：“吾儿为国牺牲，死得值。”

她不识多少字，那封信她拿去村学请人念了三遍，接下来的几天，她在家门口搭了个小棚，把儿子的照片摆上，每天磕头三次，念的最多的一句就是：“你爹没白养你。”

还有叶飞，他原名叫叶启亨，小时候就被谢宾娘收养，1928年参加革命后，他换了名字，跟家人失联二十多年。

福建解放那年，他已经是将军了，他托人带信回老家，让人接谢宾娘到福州。

谢宾娘到了大院，坐在客厅里等了一个小时，叶飞走进来时，她站起来，打量半天，问：“你谁？”

叶飞笑了，说了句：“娘，我是阿亨。”老人愣住了，转头就要走，叶飞一急，说了他小时候在村头井边摔破头的事，还说自己屁股上有一颗黑痣。

谢宾娘眼眶一下红了：“阿亨，真的是你？”她上前摸了摸叶飞的脸，嘴里一直重复：“你没死，你真没死。”

他们母子抱在一起，谢宾娘坐在他腿上像抱孩子一样抱着他，不肯撒手，她说：“我这几年连你的名字都不敢念。”

粟裕的事也差不多，他从家走得早，后来一直在外作战，二十多年没回过一次，母亲梁完英年纪大了，眼睛不好，听力也差，村里人早就说他战死了。

南京解放那会，粟裕托陈毅帮忙，把老母亲接来团聚，梁完英见儿子第一眼没认出来，靠着声音才反应过来：“这是我儿！”她拉着粟裕的手看了好久，摸着他的白头发叹了一句：“你是为国家操心操白的头。”

这几位将领的母亲，有的等到了孩子回来，有的却等来了一纸牺牲证明。

她们都曾日夜守着希望，也守着最深的痛，战争隔断了亲人之间的联系，让一个个家庭支离破碎。

那些年，很多母亲靠的不是信，而是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