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雨风说史[超话]晴雨风说史

戊戌六君子来头其实都不小，慈禧就是因为深知这个原因，才迅速下手的。因为慈禧知道，只要他下手慢了，为六君子求情的奏章纷至沓来，那到时候他想下手也没机会了。

菜市口刑场上，六个囚车缓缓驶入。六名犯人被拖出车外，跪成一排。刑场四周戒备森严，兵丁们手持长矛，围成密不透风的人墙。

监斩官高声宣读谕旨，宣判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死罪。

刽子手手持未开刃的"大将军刀"走向谭嗣同，第一刀落下，谭嗣同脖颈皮肉绽开，但头颅未断。第二刀、第三刀...直到第二十八刀，头颅才与身体分离。鲜血染红了刑场。

这是1898年9月28日，戊戌变法失败后第四天，六君子从被捕到处决，前后不过96小时，这种闪电式的处决速度，在清朝司法史上极为罕见。

后人惊讶于慈禧太后的残忍，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何慈禧如此急于处决这六人？

答案隐藏在六君子背后的庞大势力网络中。

谭嗣同，表面上是一位热血书生，实则背景深厚。其父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两广总督。

谭家在湖南官场根基牢固，与湘军将领多有姻亲关系。谭嗣同本人更是黑白两道通吃，既结交革命党人，又与清廷重臣往来。

被捕前，谭嗣同伪造父亲笔迹写信断绝父子关系，保全了家族，这一举动证明他深谙官场规则，也暗示其背后势力网络之强大。

杨锐与刘光第，是张之洞的得力干将，杨锐曾担任张之洞的"驻京办主任"，负责朝中联络，刘光第通过杨锐结识张之洞，成为其心腹。

张之洞作为两广总督，掌控南方军政大权。接到六人被捕消息后，立即发电致信朝廷求情。但电报抵达北京时，六人已被斩首。

林旭的背景更为复杂，其岳父沈瑜庆是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祖父沈葆桢与湘军、淮军均有深厚渊源。林旭因此成为南北势力的潜在桥梁，若给予时间，必能调动庞大救援网络。

康广仁的处决纯属株连，作为康有为之弟，他并未直接参与变法。但慈禧需要一个象征性目标，来警告康党余众，他因此成为替罪羊。

慈禧深知，留给这些人时间，必将引发连锁反应。东南各督抚可能联手施压，外国公使团可能介入调停，甚至袁世凯等持观望态度的重臣也可能转向。她选择用"快刀斩乱麻"的策略，彻底切断变法派与地方势力的联系。

历史细节中隐藏着更多权力博弈的痕迹，慈禧绕过了清朝的司法程序。按律例，大案要案须经"三审九推"，死刑更需等待秋后处决。但六君子案从抓捕到执行，仅用四天。刑部尚书赵舒翘甚至违背祖制宣称"杀无赦"，以讨好慈禧。

处决现场的"钝刀行刑"也耐人寻味。慈禧特意下令使用未开刃的大将军刀，导致处决过程极其血腥，谭嗣同被砍28刀才断头，其余五人的处决同样惨不忍睹。

这一手段既彰显权力威慑，又考虑到国际因素。当时西方列强关注六君子案，残忍处决引发国际舆论谴责，但慈禧可以辩称自己只是依照"古制"行刑，并未特意虐待。

更值得注意的是，徐致靖原本在处决名单之首，但因李鸿章与荣禄求情被赦免。这一"特例"实则是慈禧的精心布局——既显示自己有宽宏之量，又向其他地方官员传递信号：若再干预，下场可能更惨。

六君子临刑前的表现各异，却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注脚。

刘光第临刑前质问监斩官："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刽子手不等他说完，便挥刀砍下。

谭嗣同高呼"死得其所"，但围观百姓不仅未受感染，反而有人唾骂其"祸国"。这一细节揭示了变法派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也是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之一。

处决后，慈禧的政治手腕更加明显。公开废除光绪帝的"明定国是"诏书，但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等部分变法成果。既打击变法派，又为未来改革留下余地，展现其政治狡诈。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再次面临地方势力挑战。张之洞、刘坤一等南方督抚联合发起"东南互保"，拒绝响应朝廷的宣战诏书。这一事件印证了慈禧两年前的忧虑：若六君子获救，地方势力必将更加膨胀，朝廷威信进一步削弱。

六君子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悲剧促使更多人认识到：在专制制度下，改良道路几乎不可能成功。

孙中山曾评价："康有为变法不成，中国只有革命一途。"戊戌变法失败的十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统治。历史证明，当旧制度无法容纳新力量时，暴力革命便成为必然选择。

六君子被处决的那一刻，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已经被永久改变。慈禧的"快刀"战术，最终只是延缓了清王朝的覆灭，而非挽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