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0年,乾隆病重,太医吓得瑟瑟发抖,一乡下郎中把脉之后,汗流浃背说道:“没救了,没救了!”不料,乾隆却哈哈大笑,重赏郎中。
1750年寒冬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阴云中,紫禁城的金銮殿里飘着浓重的药味。
三十九岁的乾隆皇帝躺在龙榻上,明黄色锦被下那张威严的面孔此刻泛着不正常的潮红。
太医院的院判跪在青砖地上,额头紧贴着冰冷的地面,后背的官服早已被冷汗浸透。
这已经是第七个给皇帝诊脉的太医,可谁也说不清这来势汹汹的病症究竟为何。
千里之外的山东昌邑,四十五岁的黄元御正在乡间茅舍里捣药。
炉火映着他左眼那道狰狞的疤痕,那是十年前庸医误诊留下的印记。
此刻他并不知道,自己即将卷入改变命运的漩涡。
这个曾因眼疾断送仕途的读书人,用十年时间把自己磨成了民间传颂的"黄药师",此刻正用布满老茧的手将晒干的柴胡装进药囊。
事情要从三天前说起,乾清宫总管太监李德全带着密旨快马加鞭离京,马蹄在官道上扬起三尺高的雪尘。
当这位红顶太监推开昌邑黄家吱呀作响的木门时,黄元御正在给邻村发热的孩童施针。
李德全看着这个穿着粗布棉袍、腰间别着竹制脉枕的乡下郎中,实在难以相信这就是太医院几位老供奉联名举荐的"当世华佗"。
紫禁城里的情形已容不得半分耽搁,太医院十三位御医昼夜轮值,案头堆满《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的抄本,可龙榻上的咳嗽声一日比一日急促。最要命的是,这些平日把平安脉时口若悬河的太医们,竟连病症根源都诊断不清。
据《清宫医案实录》记载,当时太医院脉案上写着"虚火浮越,阴阳失调"八个字,却始终开不出对症药方。
黄元御进京那日,正逢腊月二十三小年。守城兵丁望着这个背着藤编药箱、骑着毛驴的布衣男子,怎么也想不到他是来给皇帝看病的。
乾清宫东暖阁里,李德全特意命人搬来鎏金熏炉,檀香混着药味在雕梁画栋间萦绕。
黄元御却盯着龙榻旁那盆开得正艳的冬牡丹皱起眉头——这花香气浓烈,最易扰动心脉。
诊脉过程充满戏剧性。乾隆命心腹宫女躺在垂帘后,只伸出一截手腕。
黄元御三指搭上脉搏不过半刻钟,突然伏地痛哭:"龙体凤脉,阴盛阳衰,此乃不治之症!"在场太监吓得面如土色,正要拖他出去,却见乾隆大笑着掀帘而出。
这个精心设计的考验,反倒成了黄元御医术的最佳证明。
真正诊治时,黄元御发现皇帝病症远比想象复杂。
连续半月进补的参汤积成热毒,太医们开的发散药剂又伤了脾胃。
他在太医院药库里翻找两个时辰,最终选定陈皮、茯苓等寻常药材。
这个选择让院判差点背过气去——这些药太平民,怎配入天子之口?可当三剂药后乾隆能起身批阅奏折时,质疑声全都化作了惊叹。
黄元御在太医院的七个月过得并不顺遂,那些世代行医的御医世家,看这个乡野郎中如同看闯入瓷器店的蛮牛。
他坚持在药方里加三钱莱菔子帮皇帝通气,却被指责"有辱圣体";他建议减少鹿茸进补,又被批评"不懂养生之道"。
最终让他请辞的导火索,是某位亲王非要他在大雪天用附子入药,说是遵循《本草纲目》古法。
离开京城那日,黄元御把御赐的"妙悟岐黄"金匾留在驿馆,只带着用了二十年的竹制脉枕南下。
在淮安码头,他遇见个咳血的纤夫,当即蹲在潮湿的甲板上开方。
后来人们在《四圣心源》手稿里发现段批注:"医者当如老农伺苗,知其寒暖饥饱,非为炫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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