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起义时，北平城内的傅作义嫡系部队仅有数万人，而中央军有李文与石觉2个兵团，共约20余万人，许多人奇怪，何以中央军不敢反抗傅作义呢？

1949年1月21日深夜，北平中南海勤政殿的铜胎珐琅座钟敲响十一下，傅作义将配枪拍在会议桌上，对面两位掌握20万中央军的兵团司令李文、石觉瞬间面色惨白。

早在1948年11月，傅作义就启动"金蝉脱壳"计划，根据台北"国史馆"解密的军事部署图，他将嫡系第35军、104军秘密调防北平内城，中央军第4、第9兵团则被安置在通州、南苑等外围阵地。

这种"中心开花"的布防格局，使得李文、石觉的部队距指挥部直线距离超过30公里，形成实质性的指挥隔离。

1949年元旦前夕，傅作义以"加强城防"为由，将中央军团级以上军官家眷集中安置在西交民巷银行公会大楼。

这座钢筋水泥建筑由四挺重机枪交叉封锁，看似安保措施，实为战略挟持，北平警备司令部档案显示，1月5日至15日间，共有37名中央军将领申请家属探视被拒，直接削弱了军官群体的反抗意志。

1月14日天津解放当天，傅作义召开绝密军事会议，参谋部作战地图显示，他用红蓝铅笔划出三道防线：红色区域由嫡系部队驻守故宫、中南海等核心区，蓝色区域交给中央军防御永定门、广安门等外围阵地，黑色虚线标注了解放军炮兵封锁圈。

这种部署使中央军处于"前有强敌、后无退路"的战略死地，李文在日记中哀叹："吾等已成瓮中之鳖"。

技术层面的碾压更为致命，北平城防电话总机房被傅作义亲信控制，1月18日以后中央军对外通讯完全中断。

石觉兵团试图用美制SCR-284电台联络南京，却发现频率已被解放军无线电干扰部队全面压制，这种信息孤岛状态，使得20万大军沦为失去大脑的躯干。

1月21日摊牌时刻，傅作义精心设计"鸿门宴"剧本，会议开始前，卫戍部队以"防共谍破坏"为由，将中央军将领的随行警卫集中看管于瀛台。

当李文拍案而起时，窗外突然响起装甲车引擎轰鸣——嫡系第35军装甲营的M5斯图亚特坦克已将会议室团团包围，这种物理震慑配合心理攻势，彻底瓦解了中央军的反抗可能。

傅作义的政治智慧在后续处置中显露无遗，他允许顽固派军官乘机南撤，但东单机场跑道被故意设置路障，最终仅7架运输机成功起飞。

这种"网开一面"的策略既避免激化矛盾，又实质性削弱了中央军指挥体系，北平警备司令部统计显示，1月22日至31日间，共有143名团级以上军官离队，导致20万大军陷入群龙无首状态。

解放军围城部队的威慑力不容忽视。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在沙河一线展开的105毫米榴弹炮阵地，射程完美覆盖中央军主要驻地。

这种"引而不发"的军事压力，与傅作义的政治运作形成绝妙配合，当东野第4纵队在德胜门外举行入城预演时，中央军哨兵竟误认为总攻开始，整建制弃枪逃散。

历史吊诡之处在于，傅作义对中央军的控制力源自蒋介石的"作茧自缚"，1947年华北"剿总"成立时，蒋为制衡傅作义，特意将嫡系部队指挥权交其节制。

这种权力结构在和平起义时发生戏剧性反转——南京国防部1949年1月25日密电显示，蒋试图直接指挥中央军反戈，却发现部队早已深陷傅作义构建的指挥体系。

（核心事实依据《北平和平解放档案汇编》、台北"国史馆"解密文件、北平警备司令部作战日志等权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