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官方文献中，有一份描绘各个省份的官员职位的描述。在这份文献中，将总督、巡抚、学政、布政使和按察使都定义为“地方大员”。毫无疑问，总督、巡抚和布、按使等职位都是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他们不仅拥有实际的地方军政、行政和司法权力，而且被普遍认为是地方这一级别高昂威望和实力的大员。但是，学政一职通常品级并不高，那么为什么会把他称为“大员”，而且还排在了布政和按察两司之前呢？

◑他是清朝特有的官职

在明代中期以后，教育系统单独被划分出来，并由专门的职官负责管理。从正统元年开始，各省设立了"提学官"，他们专门负责监督学校事务，不涉及刑名。同时，朝廷也规定，督抚、布政二司也不能干涉提学官的职责。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完全如此。明代的提学官与清代的学政不同，他们不是朝廷委派的京官，而是由按察使司副使、佥事等官充任。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尽管提学官的工作职责是独立的，但在人事组织上，他们仍然是督抚、布政的下属，面对直接上司时，提学官往往需要低头顺从，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

清朝初期，官制沿袭明代，在各省设立了督学道。既然官名中有"道"字，那就意味着其性质与其他分守道、分巡道类似，都是直属于布政、按察司的，同样也会受到上司的干预。

康熙时期，对各省学官进行了一些调整，提升了一些重要省份学官的地位。比如直隶、江南、浙江三省，他们的学官人选由翰林院、詹事府的官员选拔；其他省份的学官则由各部门的郎中、道员、知府推荐。

学官的身份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那时起直到雍正年间，凡是由翰林院、詹事府、科道出任学官的人，就被称为"提督学政"（简称学院）；由部属等官充任的，仍旧被称为"督学道"（简称学道）。

雍正四年，各省的学官制度得到了统一，规定所有省份的督学官都改称学政。对于由部属推荐的学政，根据他们的出身背景，会额外加上翰林院编修、检讨的衔职。从此以后，学政的编制直接归属礼部，不再受地方督抚的约束。

学政是一省教育事业的最高负责人。从雍正时代开始，学政都是进士出身的侍郎、京堂（各寺堂官）翰林、科道及部属官推荐的。全国共设立了二十个学政职位，分别安排在顺天、奉天、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台湾、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一人。

比较特殊的是顺天、奉天、台湾三省的学政。顺天学政最初被称为"直隶督学御史"，后来改称为顺天学政，驻地在保定。尽管名义上是顺天学政，实际上他的管辖范围包括了顺天和直隶两个地区。

奉天学政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是由朝廷委派专人任职，而是由奉天府丞兼任。在光绪时期，东三省成立后，奉天学政改为东三省学政。台湾学政最初是由福建台湾道兼任，建省后改由台湾巡抚兼任，没有单独设置学政官职。

◑ 他与督抚的关系

在雍正时期之前，学政一部分由朝廷派遣，一部分由布按二司的属官组成。因此，许多省份的学官在编制上属于纯正的地方官，并受到督抚布按的直接领导。

然而，自雍正四年以后，学政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们从地方官的编制中脱离出来，成为直属礼部的京官。正是因为这种关系，学政从法律的角度已经不再受督抚的领导。这种将学政与地方官独立开来的举措，凸显了清朝统治者对教育和科举事业的重视。显而易见，教育和科举是国家的根本，选拔人才需要公平正义，而督抚由于长期在地方任职，很难避免被地方的人情世故所影响，这对国家选才无疑存在着很大的隐患和弊端。

即使是学政，朝廷也不完全放心。因此，规定学政每三年换一任，也就是每届乡试结束后，学政要卸任回京述职，然后再派出新的学政。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各省的学政长期在地方任职并受到人情请托的干扰。学政的品级并不固定，根据原先的官职等级的不同而定。最高的品级是正二品，最低的是七品。事实上，大部分学官都是由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员担任，而很少有部级侍郎兼任学政的案例发生。

与督抚相比，学政被认为是“微末小吏”，在地方任职后很难有所作为，更不用说与督抚平起平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学政制度形成以后，学政的地位已经排名仅次于总督、巡抚，列在布、按二司之前，成为地方的高级官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方面，学政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地方官变成了“差”。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学政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式的职官名称，而是一种临时性的差遣，具有钦差大臣的特殊性质。既然有了钦差的名头，那肯定是要皇帝亲自任命，原先的官职大小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地方督抚多多少少也会对学政敬畏三分，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绝不会与学政产生冲突。

另一方面，学政被赋予了专折密奏的权力。清代的奏折制度始于康熙朝，当时拥有此特权的官员仅限于地方督抚或皇帝的亲信成员，甚至有些督抚也无法享受到这一待遇。

专折密奏的普及是从雍正皇帝登基后才开始实行的，各省督抚布按都被要求撰写奏折，重要的省份甚至下放到道、府一级。大范围使用专折密奏的基本原则是“以小制大”，避免督抚的权力过大而无法控制。

学政拥有专折密奏的权力，自然也拥有向皇帝密报的特权。不仅如此，学政上任之前，皇帝还要亲自召见他们，当面叮嘱他们到了地方后要留心地方政务，尽管不能过多干预，但要时时向朝廷汇报。

乾隆朝曾经发生过一桩因学政而引发的重大案件。当时担任浙江学政的窦光鼐检举了浙江官员存在贪污问题，乾隆皇帝非常重视，派出重臣前往浙江进行调查，结果查出了浙江巡抚、布政使以及几十个府、州、县官员的贪污问题。

更多时候，学政与督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也符合官场上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行事作风。通常情况下，督抚为了阻止学政对他们进行检举，从学政到地方任职的那一天起，就会大肆花费金钱，卸任时也不会忘记送上一些贺礼。

至于学政本身则是清贫之官，外派差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取真金白银，即使发现地方上存在不法问题，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