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泽东主席接收到一封源自云南省西南部班老区域佤族领袖的来信：
致毛泽东主席的信函：特此致信毛主席，未携他物，仅赠银刃一柄及象牙一对以表敬意。关于班老地区，其历来归属中国，但目前仍有外籍官员驻扎（此指外国官员的职位标识）。过往边界勘查之际，外方官员曾赠予物品，我方未予接纳，随后遭遇英国侵袭，心中惶恐。时至今日，外籍人士频繁造访。若班老能重回祖国怀抱，恳请派遣解放军驻扎，以保障我方安全。班老民众之心，坚定不移。若中国无意接收班老，亦请回复为盼。班老地方领袖签名：屋勐、混抚、南勐、早盤嘎中、金勐、混于。傣历一三一五年，二月九日书
该信件的原版目前被妥善保存在云南省临沧市的档案馆内。信纸上，括号内标注的日期“傣历一三一五年二月九日”，经转换对应为公历的1953年12月。
根据所提供的信息，班老地区的佤族领袖书写此信后，交由驻扎在云南的120团部队代为转递。信件原文采用的是傣族文字。
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该信件延迟至次年才送达毛主席处。在审阅了这封饱含深情的信件后，他专门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给班老地区的首领回信。信中不仅对佤族首领表达了慰藉，还明确指出，未来若遇任何难题，可直接向云南省人民政府求助。
佤族领袖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毛主席之间的通信记录，揭示了一段非凡的历史篇章。
【一】
《卡瓦十七王致国内同胞信函》收录于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第五集中，这是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件，目前存放于大理州档案馆内。
该文件尾部标注的日期为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初二，对应的公历日期为1936年2月2日。
该资料的起源，可追溯到一段确凿无疑的历史事件，即班洪事件。
清末至民国初期，英国殖民者势力扩张至东南亚地区，利用当时清政府势力衰微的时机，悄然将影响力扩展至我国南方边境地带。
1885年，英国帝国主义在占领缅甸后，持续派遣多支工作队伍，以多种名目潜入阿佤山区，意图侵占中国领土，并试图诱导当地佤族人民背离中国。
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中英双方多次围绕中缅边界议题展开讨论，然而，由于英国方面坚持其侵占中国领土的立场，多次会谈均未能就边界争议达成共识。英帝国主义更进一步采取了侵略行动，通过策划“片马事件”及“江心坡事件”，强行占领了中国的片马与江心坡区域。
没过多久，英国帝国主义势力转而觊觎佤族人居住集中的班洪与班老区域，这一地带当时因银矿与铝矿资源丰富而著称。
然而，英国殖民者的扩张意图遭遇了当地佤族居民的坚决反对。
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该地同样承载着一段富有情趣的往事。
公元225年，葫芦王地的佤族首领卡那曼卷，与蜀汉的丞相诸葛亮订立盟约，表明愿归属蜀汉政权。他承诺将守卫边疆，确保永不背叛。
在达成共识之后，佤族人在接下来的一千多年里，一直坚守着这个承诺，他们尊称诸葛亮为“先祖公”。
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佤族人民坚定地站在国家的一边。当英国尝试以利益诱惑失败后，转而采取了军事手段进行侵略。
1933年，英国殖民者着手推进两项重要举措：一方面，他们开始建造通向班洪地区的道路与桥梁设施；另一方面，在中国与缅甸边境的村落周围，他们修建了飞机场，设立了军营，并囤积了大量物资，意图通过军事手段进入班洪地区开采矿产。
1934年1月早期，英国派遣了一支由250名正规军组成的先锋队，擅自进入班洪地区进行矿产开采。这一侵略行为激起了佤族民众的不满。班洪地区的领袖胡玉山等人，在民众的广泛支持下，迅速组织了一次会议，邀请阿佤山区内的17个部落首领前往班洪，共同商讨对抗英国军队的策略。收到召集信后，大多数部落首领积极响应，齐聚班洪的行政管理中心。唯一缺席的是永邦部落的首领。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决定采取武力手段，抵抗英国的侵略。
班洪事件爆发后，云南省方面也迅速提供了支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支援力量来自云南景谷县，由李占贤组建的“西南边疆民众自卫队”。
1934年5月31日，“西南边境民众自卫队”的代表与班洪、班老地区的部族领导人经过会谈，达成了一项反对英国的同盟协议。协议内容还涵盖了以下条款：
各领主需持续遵循中国政府的领导；冶炼工坊及其所占土地归属中国，禁止任何外部势力侵占；在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义勇军与各领主应彼此援助，严禁向英国投降或违背中国政府的指令，否则将面临各领主的联合惩处。
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在面对英国的对抗时表现出了妥协的姿态。随后，抗日战争的爆发更是使得政府无法分心处理此事。
1936年2月2日，佤族的17位部落首领，以班洪为代表，共同发布了《致全国同胞的信函》：
自古以来，我们的先辈一直受到中国的庇护，坚定地守卫着边疆……佧佤山的数十万户人家，宁愿血流遍地，也绝不成为英帝国的奴隶。即便只剩下最后一枪一箭、一钱一女一幼，我们的决心也不会动摇，头可断，志不可屈……我们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成为英帝国的仆从，这样的意志和决心，我们会坚持到底。
1941年，英国迫使国民政府通过滇缅公路问题，重新界定了中缅边界。依据这一协定，阿佤山区大约四分之三的领土被划归英属缅甸管辖，其中包括了曾经抵抗过英国侵略的沧源班老地带和西盟西部南锡河东侧的部分区域。相应地，中国仅保留了阿佤山区大约四分之一的范围。
此事在当时激起了佤族群众的不满情绪。
【二】
佤族人民始终坚定支持祖国，正因如此，敌人的计划未能成功实现。
1944年，英国缅甸政府派遣官员董武前往班老进行人口普查，却遭到佤族领袖如保卫国、保卫厂等人的拒绝并被迫离开。随后，在英国的支持下，英缅政府不仅再次派遣官员抵达班老，还随行配备了武装部队，企图以武力威胁达到目的，但这一行动遭到了佤族的强烈抵制。
“我们隶属于中国管辖，与缅甸无关。”
达董武发出严厉警告：他的话语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达董武对在场众人发出了明确的警告。他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过多的修饰，只是简单而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的眼神坚定，语气中透露出不容挑战的威严，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达董武明确表示，某些行为或决策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他的话语中没有丝毫的含糊或妥协。他用自己的方式，向所有人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必须认真对待当前的局势，不可掉以轻心。这样的警告，不仅是对在场众人的提醒，更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的一种预防。达董武的话语简洁而有力，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他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展现出了领导者的决断和魄力。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中缅边境的和平与稳定，推动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关于“划给缅甸”和“挖公路做苦役”的说法，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兄弟）相称，并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现代，中缅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多个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这些合作是基于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进行的，旨在促进两国的共同发展繁荣。在边境管理方面，中缅双方也签订了相关的协定，以加强边境地区的合作与管理。这些协定的目的是确保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与往来，而不是进行任何形式的剥削或压迫。因此，我们应该摒弃那些不实的说法和谣言，客观看待中缅关系的发展，珍惜和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与合作成果。
保卫国表明了他的立场：
未获资金，便不启动道路施工，我们决定亲赴田间进行劳作。
英缅管理部门意图强制回收当地民众的武器，却遭到了佤族人的坚决反对，最终只能无奈撤退。
二战结束后，缅甸取得了自主国家的地位。1949年12月16日，缅甸外交部长伊·蒙向周恩来总理发电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表达了与我国构建外交联系的意愿。
缅甸率先成为国际上首个正式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共产主义国家。
1950年6月8日，中国与缅甸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事件促进了双方国家间交往与合作的进展。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中缅边境一直存在争议。因此，寻找一个公正且合理的方案来解决双方的边界问题，成为了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缅甸方面期望中国认可所谓的“1941年界限”，这一界限源于1941年英国政府迫使当时中华民国政府达成的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历史背景，班洪与班老地区理论上应划归缅甸管辖。
1953年期间，中缅边界勘测工作正处于筹备之中，缅甸方面专门派遣人员，邀请包括保卫国、胡玉堂在内的多位佤族领袖前往腊戌参与会议，并提出给予官职及承诺的条件。然而，这些提议遭到了佤族领袖们的坚决回绝，他们使用了严厉且明确的言辞表达了拒绝的态度。
抵达班老之后，保卫国带领几位佤族长者前往勐董县城，拜访了当时兼任沧源驻军政委与中共沧源县委书记的赵延俊。会面时，保卫国拿出了一枚家族世代相传的古印，以此证明佤族历史上便是中国的一部分，并郑重表明：
我们的先辈世代皆为中国公民，我们期望中国能继续保有班老地区。
中缅边界划定工作开始后，相关组织随即召集了班洪、班老区域的佤族领袖进行会谈。在会议中，佤族领袖胡忠华明确表态：我们坚定地支持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
阿佤山脉与缅甸之间的边界，历来明晰无误。目前，缅甸已独立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外，因此，依据英国与我国昔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进行交涉，已不合时宜。英帝国主义者将阿佤山一分为二，此举严重侵害了阿佤族民众的利益，试问，这对缅甸政府又有何益处可言？
1954年年末，云南省军区向班老地区的佤族领袖发出参会邀请，他们前往昆明参加会议。参会代表涵盖了多个重要人物，如上班老区有胡玉堂、保卫国、保卫厂及保卫民，甘勐地区则派出了胡玉林，下班老区由杨老二代表，班洪区是高耀星出席，而芒怕区则由何朝珠参与。
保卫国离去之后，缅甸方面获知此消息，随即派遣人员前往班洪，向保卫国的儿子保忠洪提出质询：
“你父亲为何前往昆明参加会议？你们来自缅甸，为何会遵循中国的指示？”
保洪忠对缅甸官员的质询采取了忽视的态度，未予回应。
保卫国返回班洪之后，缅甸官方继续派遣人员前往询问，并进一步发出警告说：
你为何背叛国家？要处置你，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若日后你再不服从，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
保卫国坚定地回应道：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缅甸政府管辖。
班洪与班老区域的佤族领袖展现出坚决的立场，加速了中缅边界划定的进程。
【三】
在新中国初创时期，缅甸政府倾向于亲近西方，导致其在信息传播上较多地依赖西方对中国的不实报道，这些报道往往带有贬低和歪曲的成分。
有一段时间，因为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中缅两国的关系发展遇到了阻碍，进展停滞。缅甸的一家报纸《民族报》甚至发布报道，声称中国有意图对缅甸采取军事行动。
缅甸当时的总理吴怒，出于对中缅关系可能受波及的担忧，专门向周总理发送了信函。周总理在回信中给予了吴怒安抚，并严肃地指出：
维持友好情谊如初，坚持通过正式外交渠道寻求问题解决方案的基本原则不动摇。
缅甸方面一直未能理解中方所表达的“认同1941年边界线存在难题”的立场。
1956年5月，为了展现友好姿态，周总理作出决策，撤回了位于“1941年线”以西的中国军队，这些军队原先的任务是清除国民党残余力量。同时，他也向缅甸方面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能撤离在北部片马、古浪、岗房三个地区的军事存在。
出乎意料的是，该决策却招致了中国边境的佤族群体与缅甸边境克钦族的不满情绪。
当时，得知中国决定撤回军队的消息，佤族群众误以为中国将不再支持他们，因此对撤军表示坚决反对。佤族的领导人物，如胡忠华和胡玉堂等人，郑重地表达了他们的立场：
若中国政府考虑不再管理班老地区，我们会自发团结起来守护它。若有缅甸人擅自闯入，我们会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他们的行为得到应有的回应，一人来则一人受阻，两人来则两人受阻。
为了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国已采取多项措施。
1956年12月期间，中国与缅甸政府在云南德宏州的芒市共同举办了一场边境区域民众联欢活动。彼时，部分盘踞于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李弥余部，对佤族领袖施压，阻止他们参与此盛会。然而，胡玉堂等一批坚持爱国立场的佤族人士，无视这些压力，毅然前往芒市参加了联欢活动，并在会上重申了佤族民众渴望回归祖国怀抱的意愿。
在后续的中缅边界划定会议上，胡玉堂及其他佤族领袖无论面临何种询问，他们的回答始终如一，简洁明了：
我们坚决不留在缅甸，选择追随毛主席的道路，即便面临生死抉择，我们也只愿归属毛主席。即便缅甸方面提供经济诱惑，我们也毫不动摇。
1960年10月1日，中国与缅甸正式达成边界协议，双方各自在边界问题上作出了妥协。
缅甸放弃了“1941年线”的立场，促使班洪与班老地区重新归属中国。同时，中方顾及缅甸的实际需求，决定将绍兴、完冷、大蛮海等部落管理区域划分给缅甸。
到目前为止，中国和缅甸之间的边界争议已获得了完全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