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台湾空军少校驾驶运输机时，突然劫持机组成员朝大陆飞去，半路被军舰击中，好不容易挺到福州机场上空，却遭猛烈炮轰，而尾随的台湾战机也已杀到。 1955年1月12日，台湾海峡上空阴云密布。一架C-46运输机正在3000米的高空中穿行，机身在寒风中微微摇晃。这架飞机原本执行的是例行任务，此时却突然改变了航向，朝着海峡西岸的方向飞去。 驾驶舱内，台湾空军少校郝隆年正专注地操纵着飞机。在他的身后，被制服的参谋王钟达和机工长唐镜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十几分钟前，郝隆年用精心准备的手枪控制了这两名机组成员，为自己策划已久的起义计划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就在飞机即将飞抵海峡中线时，意外发生了。巡航中的国民党军舰发现了这架偏离航线的运输机，立即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密集的炮火在空中划出道道弧线，C-46运输机顿时陷入了危险境地。 几发炮弹准确地击中了飞机的右翼，机身剧烈震动，发动机传出了异常的轰鸣声。但郝隆年凭借着多年的飞行经验，死死地稳住了摇摇欲坠的飞机。他迅速降低飞行高度，试图摆脱军舰的火力覆盖。 危机并未就此结束。当C-46运输机好不容易飞临福州机场上空时，地面防空部队误以为这是敌机来袭，立即开启了防空炮火网。密集的高射炮弹在空中爆裂，形成了一道致命的火力屏障。更糟糕的是，台湾方面派出的追击战机也已经接近。远处传来的轰鸣声意味着，数架战斗机正在快速逼近。时间已经分秒必争，郝隆年必须在战机赶到之前完成着陆。 此时的福州机场跑道上，已经拉响了防空警报。地面指挥人员发现这架来历不明的运输机正在试图降落，但在弄清状况之前，没有人敢贸然停止防御射击。子弹划破长空，不断击打着C-46运输机的机身。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郝隆年没有丝毫犹豫。他驾驶着受损的飞机，在密集的炮火中寻找着降落的最佳角度。飞机正在快速下降，跑道越来越近，而后方追击的战机也已经进入了射程范围。最后关头，郝隆年抓住了一个防空火力网出现空隙的瞬间，果断地降低了飞行高度。受损的C-46运输机带着刺耳的引擎声，擦着跑道边缘的建筑物，终于稳稳地降落在了福州机场。 这惊心动魄的十几分钟飞行，最终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当时任金马飞行指挥官的郝隆年，就这样完成了他深思熟虑的起义计划，为台湾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历史，写下了又一个传奇篇章。 这惊险的起义背后，是郝隆年漫长的人生轨迹。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在日军侵华期间，天津的天空经常被敌机的轰鸣声所笼罩。每当日机俯冲轰炸时，无数同胞倒在血泊中。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促使郝隆年立志成为一名飞行员，要让中国的战机也能够翱翔在敌人的领空。 凭借着这份执着，郝隆年成功考入了飞行员学院。在那里，他刻苦钻研航空技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打下了坚实基础。随后，他还获得了赴美深造的机会，在美国接受了更为先进的飞行训练。然而，就在他在美国专研飞行技术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 1946年，郝隆年满怀憧憬地从美国归国。但等待他的并非和平与重建，而是轰轰烈烈的国共内战。上级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竟是运送军火支援前线，对抗解放军。这与他期待的和平建设相去甚远。 为了逃避这种不愿执行的任务，郝隆年以患肺病为由住进了医院。这段＂治疗＂时期，成为了他思想转变的重要节点。在医院里，他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对共产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然而，在寻找机会投奔解放区的过程中，形势发展太快，他最终只能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 在台湾，国民党对飞行员实行了严密的管控。＂五人联保＂制度要求五名飞行员互相监督，一人起义全组受罚。每次执行任务时，还有两名特务全程盯梢，稍有异常就会遭到当场击毙。但这些严密措施，仍然挡不住像杜道时、陶开府等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壮举。这些成功的案例，不断坚定着郝隆年的信念。 为了降低特务的警惕，郝隆年开始了一场精心设计的伪装。他刻意与国民党高层子弟厮混，出入酒吧和夜总会，表现出一副醉生梦死的颓废样子。这种伪装持续了一年多，终于让负责监视他的特务放松了警惕。 与此同时，郝隆年在这种表面放荡的生活中，逐渐获得了上层的信任。最终，他被任命为金马飞行指挥官，这个职务为他实施起义计划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1955年1月12日的那个早晨，郝隆年像往常一样来到机场，与监视他的参谋王忠达和机工长唐镜打着招呼。起飞后，他找机会让王忠达暂时接管驾驶，自己则悄然来到后舱，先后控制住了唐镜和王忠达。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那惊心动魄的起义飞行。 这段跨越近二十年的经历，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从美国归来到潜伏台湾，最终在那个惊险的早晨画上了句点。郝隆年的起义，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众多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