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陈芝秀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私奔，多年与女儿在杭州相遇，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已下嫁工人并生下一子。然而她的一句话，不但让女儿深感理解，还每月寄钱给她。 信源：搜狐网——原创1943年他在敦煌给她写信:死这儿也值 她来后却因太苦私奔了 抗战时期，杭州正值芳华的十六岁少女陈芝秀，凭借出色的雕塑作品在西湖博览会上崭露头角。与此同时，她的青梅竹马——二十岁的常书鸿，也已带着他才情初显的油画，在巴黎的艺术沙龙上留下了东方色彩的印记。两人因艺术而心意相通，最终在亲友的祝福中结为夫妻。 三年后，十九岁的陈芝秀与丈夫远渡重洋，并在那里开始了她的艺术求学之路。在这里，他们的艺术之路越走越宽。 1931年，女儿沙娜的降临，更为这个艺术家之家增添了无尽的欢乐。他们在塞纳河畔为女儿取名沙娜，正是常书鸿对这段法国生活的深情印记。 然而，这份平静美好却在1936年的深秋戛然而止。常书鸿在巴黎旧书摊上偶然翻到一本《敦煌图录》，书中的内容让他意识到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正面临失落的危机。他当即决定放弃巴黎优渥的生活和蒸蒸日上的事业，回国守护敦煌。 这个决定，对习惯了法国优雅生活的陈芝秀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但面对丈夫的坚定，她选择了妥协。带着她珍贵的47箱雕塑工具和艺术书籍，随丈夫一起踏上了返回那个战火纷飞国度的旅程。 回国后的日子，颠沛流离，异常艰苦。在重庆遭遇日军大轰炸时，陈芝秀抱着女儿在瓦砾中惊险逃生，亲眼目睹自己的艺术收藏化为灰烬。 可此时的常书鸿，心心念念的只有敦煌艺术，他毅然接受了前往敦煌的任命。 在敦煌，常书鸿亲自带领工作人员开展石窟的清理与修复工作。1948年时已清除积沙10万多立方米，修筑保护性围墙960米，对465个石窟重新进行勘察与登记，并对其中的2000多座彩塑和44830平方米的壁画等进行修复和保护。 同时，常书鸿还整理了敦煌的历史文献和艺术资料，编写了大量关于敦煌艺术的论著，如《敦煌石窟图录》《敦煌壁画漫谈》等，为敦煌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常书鸿动员学生和艺术家参与保护工作。他不断给远方的学生们写信，动员他们来敦煌工作，董希文、潘絜兹等一批年轻画家和学者陆续来到敦煌，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经费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常书鸿变卖了所有家产，四处筹措资金，通过举办画展、出版画册等方式筹集资金，以维持研究所的运转和敦煌的保护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再次“招兵买马”，让已停顿的工作得以继续 常书鸿在抗战时期为保护敦煌所做的贡献，是敦煌保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坚守和努力，使得敦煌莫高窟得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保存下来。 可对陈芝秀来说，保护敦煌并不是她的理想，她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嘉陵需要照顾，自己也完全无法想象在那个黄沙漫天、条件恶劣的地方如何生存。但这一次，陈芝秀还是选择了妥协，抱着幼子，牵着女儿，踏上了通往西北戈壁的漫漫长路。 敦煌的生活，远比她最坏的想象还要艰难。在零下二十度的洞窟里临摹壁画，吃着难以下咽的盐水拌面，住在四处透风的帐篷里，女儿的课本被老鼠啃食…… 更让她感到煎熬的，是精神上的孤独。常书鸿全身心地投入到敦煌事业中，为修筑防沙墙一去就是三个月，对家庭、对她的感受鲜有顾及。 在心灵无处安放的困境中，陈芝秀已无法像当年那样与丈夫心意相通。就在陈芝秀日渐绝望之际，研究所来了一位新的总务主任，名叫赵忠清。 同样是浙江人，赵忠清的出现，像是一束光，短暂地照进了陈芝秀阴暗的生活。两人越走越近，而常书鸿却依然埋头于他的事业，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妻子内心的波澜和情感的转向。 1945年4月的一天，陈芝秀以胃病需要就医为由，只身前往兰州。临行前，常书鸿将自己珍爱的派克金笔送给她，叮嘱她检查完就尽快回来。谁知，妻子此行竟是诀别。 几天后，陈芝秀没有回来。当常书鸿多方打听，最终在戈壁滩上找到她留下的离婚声明时，他才意识到妻子已经彻底离开了，她和赵忠清私奔了。 私奔后不久，与她同行的赵忠清因身份问题入狱，最终死在了狱中。失去了依靠的陈芝秀，独自带着她与赵忠清新生的儿子，生活异常艰辛。 为了生计，她改嫁给一个锅炉工人，用一双曾雕刻艺术品的手，如今只能靠摆小摊或做仆人勉强维生。于是便有了1962年与女儿重逢的那一幕。 那个昔日穿着香奈儿、在巴黎组织沙龙的贵妇，已经是一个满脸皱纹、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曾经珍藏的巴黎艺术照也被剪碎垫了锅底，岁月和生活的重担，早已磨去了她所有的棱角和光辉。 见面之后，虽然女儿常沙娜此后一直给她寄生活费，试图改善她的处境，但这迟来的母爱，终究无法完全弥补她当年抛家弃子造成的伤痛。至于她的儿子，直到1979年陈芝秀病逝，也始终不愿认她这个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