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前，800名红六军在贵州离奇消失，杳无音信。直到2001年，一位名叫杨又铸的人在村民的口中，才知道了那令人揪心的真相。 2001年春天，杨又铸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一堆发黄的档案里发现一个埋藏了67年的秘密。 那时候，组织上刚把他调到石阡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说是研究室，其实就是几间老房子，里面堆满了各种资料和档案盒子。杨又铸每天的工作就是翻这些资料，整理红军在石阡县的活动轨迹。 刚开始的几个月，杨又铸干得挺带劲。他发现石阡县在红军长征时期确实有不少故事，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可是翻来翻去，总觉得缺点什么，好像有些线索断了似的。 转眼到了秋天，杨又铸正在整理一批从县档案馆调来的老资料。这天下午，他随手翻开一本民国时期的县志，里面夹着几张散页。就在其中一张泛黄的纸上，他看到了一行让他心跳加速的文字：＂100多名红军跳崖＂。 杨又铸愣了好一会儿，又仔细看了几遍。这短短几个字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故事？他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更让他好奇的是，这会不会跟他曾经听老同事提过的＂800名红军下落不明＂有什么关系？ 接下来的几天，杨又铸像着了魔一样，把研究室里能找到的资料全都翻了个遍。可惜除了那一行字，再也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记录。这100多名红军是谁？他们属于哪支部队？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要跳崖？这些问题像钉子一样扎在杨又铸心里。 ＂光坐在这里翻资料可不行，要不咱们下去走走？＂杨又铸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研究室的几个同事。大家一合计，觉得既然档案里找不到，不如到村子里去问问，说不定老人们还记得些什么。 就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杨又铸和几个同事坐上了开往川牙坝的班车。车子在山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川牙坝。下车后，他们又步行了好一段路，才到了困牛山脚下的小村庄。 住了一个多星期，村民们渐渐对这几个外来的研究人员放下了戒心。特别是一位叫蔡应举的老人，那年已经94岁了，走路都需要拐杖，但脑子还很清楚。 这天傍晚，蔡应举坐在自家门口的石阶上，看着杨又铸在院子里帮忙喂鸡。老人忽然开口说：＂小伙子，听说你们要问红军的事？＂ 杨又铸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走过去蹲在老人身边：＂老人家，您知道那些红军的事情？＂ 蔡应举的眼神变得很复杂，既有痛苦，又有敬重。他慢慢地说：＂他们到的时候是1934年10月份。＂说完这句话，老人沉默了很久，好像在整理那些沉重的记忆。 杨又铸不敢催促，静静地等着。 ＂那时候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娃娃，但那一幕，这辈子都忘不了。＂蔡应举的声音有些颤抖，＂那些红军战士，一个个都很年轻，有的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多少。他们被逼到悬崖边上，下面就是黑滩河。＂ 老人指了指远处的山崖，那里现在看起来很平静，但在他的描述中，67年前那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悲剧。 ＂敌人很坏，抓了我们村里的人，推在前面当挡箭牌。红军不开枪，怕打伤我们老百姓。就这样，一步一步被逼到了悬崖边。＂蔡应举说着说着，眼睛里泛起了泪花。 随着老人的讲述，杨又铸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场景。那是1934年的秋天，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部队，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从江西出发。这支9700多人的队伍，本来是要为大部队探路的，可没想到在贵州遭遇了湘黔桂三省24个团的联合围剿。 到了石阡县的时候，红六军团已经从9700多人减少到了3000多人。部队被困在梵净山区，到处都是敌人的包围圈。任弼时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让红18师师长龙云带着红52团的800名战士断后，掩护主力部队突围。 蔡应举接着说：＂那个当头的，听说是个师长，叫龙云。他带着几百个兵，在困牛山跟敌人拼命。困牛山这地方，三面都是河，两边是悬崖，四周全是高山，一旦被围住，就像瓮中捉鳖一样。＂ 老人的话让杨又铸明白了为什么会有＂800名红军下落不明＂的说法。原来龙云率领的这800人，就是在困牛山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 这时候，村里又来了几个老人，都是听说有人在谈红军的事，专门过来的。其中一个老婆婆说：＂我那时候也看见了，那些红军被逼到崖边，一个个把枪砸烂了，然后就跳下去了。河水都染红了。＂ ＂有100多个，一个接一个地跳。＂另一个老人补充道，＂我们这些被抓来的人都吓傻了，敌人也愣住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杨又铸听得心情沉重。这些红军战士，面对死亡毫不畏惧，宁可跳崖也不投降，更不肯伤害无辜的老百姓。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坚定的信念？ 蔡应举叹了口气：＂我们当时不懂事，被民团的人吓唬，以为红军是坏人。现在想起来，真是愧疚。那些红军来村里要点吃的，我们都不给，还躲着他们。如果当时帮了他们，也许...＂ 老人没有说完，但杨又铸明白他想说什么。历史没有如果，但这些老人心里的愧疚和痛苦，却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