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应旺

1938年4 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演

毛泽东在77岁生日的前8天，同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有一次纵论天下、推心置腹的谈话，既谈了对当时中国形势的看法，也谈了对世界形势的看法，还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崇拜毛泽东热，以“四个伟大” 称颂毛泽东，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对此，毛泽东认为“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讨嫌”！他指出：“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 为什么毛泽东乐意接受“教员” 或者说“导师” 这个称谓呢？他解释道：“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

毛泽东自学生时代起就景仰教员职责。1913年11月23日，毛泽东听修身课时笔录了杨昌济老师讲的关于教员职责的一些内容：“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这些笔录的内容认定圣贤高于帝王，传教之人高于办事之人。传教之人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毛泽东笔录的杨昌济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段讲堂录也录下了学生毛泽东对教员职责的景仰之情。

由于景仰教员职责，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前，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表达了教书的愿望。毕业之后，他提出往保定留法预备班，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教育是百年大计，“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他在起草的《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中写道：“教育为促进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一直重视教育。他认定，90%的人口未受文化教育的文盲大国，不进行革命文化教育来扫除文盲、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对于广大群众的文化教育，毛泽东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于人民军队的文化教育，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对于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党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通过学习教育解决“本领恐慌”的问题，“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

毛泽东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还提出通过普通教育和干部教育“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在所有教育中，思想教育是决定政治方向的社会进步的关键。毛泽东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抗日军政大学教育的第一个要求中。他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1936年10月，鲁迅（左一）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上与青年交谈

在领导新中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同样重视教育。他认定，伴随着新中国的经济复兴必然有一个文化复兴，“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文化复兴的基础在教育。毛泽东认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些文盲大都存在于农村的农民中，所以重要的问题是对农民的教育。解决了对农民的教育，才能解决这个尖锐的矛盾。他指出，“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不仅要消灭文盲，而且要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毛泽东提出“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知识分子也要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毛泽东重视教育是与重视教员的职责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中说：“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写道：“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

毛泽东认为教员应该教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有用的知识，而不能失掉正确的政治方向、搞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他严肃批评教条主义的教员：“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毛泽东又认为教员应该引导学生放眼世界、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增加新知识、解决新问题，而不应该一叶障目、因循守旧、片面地静止地看问题。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批评道：“现在看到我们的有些教员，他手里的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代出版的，他对这本书上的东西相当熟，因为大概他已教过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东西就不知道了，真是‘两眼不看书外事，一心只管政治常’。他不知道结合新的形势把书上的东西加以进一步地发挥。”

毛泽东还认为教员应该采取启发式教学法而反对注入式教学法，应该因材施教、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他说：“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阐明了文艺为人民大众特别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图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与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延安杨家岭合影

中华民族有着社会尊师重教、老师以教为乐的优秀传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被孟子看成一大乐事。毛泽东是继承和发扬这个优秀传统，终生以教书育人为乐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报考湖南师范学校，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最适合于教书；师范毕业之前，就准备以教书为业；毕业之后，始终不忘“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边学习边工作了半年。他于1919年4月回湖南，住到长沙修业小学，开始了教员生涯，当时教的是历史课。1920年9月，应湖南省教育会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毛泽东任一师附属小学主事。1921年夏秋间，他被聘任为湖南第一师范22班国文教员。这时，毛泽东推荐何叔衡接任一师附小主事职务。不久，毛泽东离开了学校教员的岗位，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后来，毛泽东时常回忆他的教员经历，越到老年越甚。仅《毛泽东文集》第八卷里就有四次回忆。1960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日本客人说：“我读的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

1964年6月，他对来访的智利客人说：“1921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人、农会都打掉了，把5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1964年8月，他同周培源、于光远谈话时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1965年1月，他同斯诺交谈时说：“过去我当过小学教员，你是知道的，不仅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搞共产党。”

从毛泽东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是因为教员当不下去了、教育救国的路走不通时，才被逼搞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后从未忽视教育、教员在革命中的作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做宣传工作，到黄埔军校讲课，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为学员讲课，一直发挥着教员的作用。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拓者。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条武装斗争的道路也是被逼出来的。在这条武装斗争道路的军旅生涯中，毛泽东既是军事指挥员，也是思想政治上引路的教员。他的外表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位典型的教员。据跟随毛泽东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陈士榘回忆，去文家市会合前，“9月20日，部队准备出发，我在村头值星时，接待了一位头蓄长发、身穿蓝布长衫的先生，他就是毛泽东委员”。9月21日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对部队和当地干部、群众讲话，“他仍然穿着一身蓝布长衫，脖子上围着一条黑条纹白方格的长巾，看上去都是土布，一副典型的乡村教师打扮。但他的讲话却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

几个月后，毛泽东在酃县中村给部队讲政治课，讲了三天，半天讲课，半天讨论。讲课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特征。陈士榘说：“讲课中，毛泽东泰然自若，他对于解放中国和建设这支革命队伍，满怀赤子深情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心。他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和明了；他在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阐述中，清楚地展示了一条光明的前途。使我们激情昂扬，产生了一种无敌的力量。事后，我和罗荣桓、谭政、谭希林、陈伯钧、韩伟、张令彬等，每谈到这次政治课，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信和自豪感，觉得对中国革命有底了。”

喝过洋墨水的伍修权是1931年夏进入赣南闽西中央苏区的。伍修权回忆了初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我见到他以后，其第一印象既不像我在苏联见过的那些政治家和革命领袖，更不像人们概念中的军事家和军队统帅，而是一个对人亲切和蔼、言谈诙谐和不修边幅的中国书生，甚至像农村塾师。”毛泽东讲课时，“使用的全是普通农民都能听明白的语言，加上许多俗话、谚语和生动的手势，使所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思想观点”，“我一下子就被他‘征服’了，并从此坚信和追随他，一生也没有动摇过”。

通过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同时也在全局上发挥着党和红军中的教员作用。其第一次作有重大影响的讲课，是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讲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阐明了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在毛泽东引领下，党在陕北的13年间办了多种学校来教育干部、培养人才。首先成立的是红军大学，据莫文骅回忆，毛泽东兼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红军大学的学习时间、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与组织等作了报告，可见对办好红军大学的重视。

这年12月，毛泽东到红军大学讲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讲义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从特殊性出发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带有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是从最紧迫的军事方面入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提出和后来写出《论持久战》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毛泽东很看重这篇讲义，直到1964年还说：“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这个讲义成为红军指战员学习军事的教科书。聆听过这堂课的陈士榘说：“毛泽东关于‘军事辩证法’的讲演，使人大开了眼界，是我在军事理论上的一次升华，并且受益终身。”

这个讲义于1937年5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罗荣桓得到了一本。讲义是用敌人的传单反过来印的。敌人的传单正面是光的，反面是毛茬，红红绿绿的，讲义印出来模模糊糊不太好看。但罗荣桓一直珍藏着，后来又带到山东，告诉他的秘书要保管好。他一有机会就拿出来读，里面做了很多圈点、批注。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为建立山东战略基地作出了重大战略贡献，这与他反复研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1937年1月中旬，随着西安事变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形势的发展，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经过多次思考，为抗大规定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又为抗大提出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还经常去抗大讲课，成为抗大最有影响力的教员。

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 《矛盾论》就是1937年7、8月在抗大讲哲学的过程中形成的。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确立了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之后，“两论”确立了从实际出发、从特殊性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还多次到中共中央党校讲课；1941年为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1943年3月至1947年3月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此外，毛泽东还多次到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讲课。

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图为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毛泽东通过“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讲出了一篇篇影响重大而深远的理论篇章。《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稿，讲稿依据五四运动以来的时代特点，批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直接搞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阐明中国革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是社会主义，明确了中国民主进步怎样做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是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的讲演稿；《整顿党的作风》是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演稿；《反对党八股》是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上的讲演稿。

后三篇讲稿不仅在整风学习运动中对批判教条主义、统一和团结全党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而且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1942年5月2日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的讲话和5月23日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结论性的讲话，讲稿针对抗日战争特别需要加强文化建设鼓舞士气，特别需要纠正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的问题，指明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

此后，毛泽东讲课虽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但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讲演。例如：《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是1945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期间的讲演集，这些讲演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政策和作风，强调了全党团结的重要性，对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论十大关系》。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探寻了如何治国理政、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在遭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后，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会议上讲话，在作自我批评、总结经验的同时，重点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指明社会主义建设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毛泽东之后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摸索、不断磨砺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

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教员的一生。诚如毛泽东自述：“我历来是当教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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