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马寅初向主席提议推行计划生育，主席当场反对，否决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了一个令人敬佩的观点！ 亲爱的朋友们，麻烦点下右上角的“关注”按钮，既能随时聊聊热点、分享看法，还能解锁更多互动乐趣，感谢大家的支持！ 在人们对中国经济快速腾飞津津乐道时，回头再看中国人口政策的来路，许多人都会联想到一个名字，那就是马寅初。 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经济学家，用自己近二十年的坚持和代价，换来了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转变，也留下了一段让人深思的历史背影。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人口已经逼近十亿。城市里，无数家庭挤在几平方的住房中，空间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 农村则有大量的劳动力过剩，年轻人就业难，很多人不得不外出谋生。教育资源有限，哪怕再节省，也难以满足庞大的人口基数。 与此同时，粮食紧张和环境压力同步加剧，人口持续增加的问题直接冲击着国家发展的根基。这时，决策层不得不重新正视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危机，着手寻找有效的对策。 此时被重新提及的，是一个早已淡出公众视线的老人马寅初。 时间回到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发布数据，全国人口已超六亿，每年增长一千多万。这组数据让各级决策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马寅初当时亲自走访浙江农村，看到许多农户家庭养育六七个孩子，住在漏雨的房子里，吃穿都很困难。 他意识到，如果放任人口增长，国家的负担只会越来越重，发展的步伐永远被拖住。与当时主流的“人多力量大”观点不同，他认为仅仅追求人口数量，并不能带来福祉，关键是要控制增长速度、提高人口素质。 马寅初不仅仅停留在调研和思考，更主动撰写报告，提出国家需要实行计划生育，推广节制观念，提倡晚婚晚育。 他的观点很快就被一些高层注意到。邓小平很早便要求出台管理节育的措施，刘少奇、周恩来也都曾明确表达对节育的支持。在主流舆论还是强调人力资源巨大优势时，这些理性声音还属于幕后思考，未能成为决策主线。 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集中阐述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他主张改善人口质量，比单纯增加人口数量更重要。 他反对用过激手段干预人口，强调政策要有人性。从方法上讲，他提出应通过教育和卫生方式提升人口素质。在他看来，人口政策同样关乎社会公平和国家长远稳定。 但《新人口论》发表后没多久，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反右运动席卷全国，马寅初的观点被打上“资产阶级人口论”“悲观主义”的标签。 一时间，他成为众矢之的，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工作，连人大代表资格也被取消。他的学术生涯被按下暂停键，回浙江老家隐居生活。 从此将近二十年，他失去了在国家教育和学术舞台上的发言权。 到了1979年，国家正式把计划生育确立为基本政策。推行晚婚晚育，推广节育知识，设立专门管理机构，逐步构建起了完整的人口政策体系。 这个政策系统的框架，与马寅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主张高度重叠。令人惋惜的是，此时马寅初已经近九十岁，他没有重新站上讲坛，不过他的理论终于被国家接受。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全面平反的推进，马寅初被社会重新认可，学术界给予他迟到的尊重。 1982年，马寅初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八岁。关于他的一生，许多人记住了他的那句自述：他最自豪的事情，一是敢于直言时势，二是准确算准了人口账单。 这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追求理性、坚守信念的坚强性格，也反映出时代风云中个体的无力与坚持。 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本身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随着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独生子女的家庭面临更大的养老压力。 自2016年起，国家相继放开二孩、三孩政策，甚至出台鼓励生育的种种措施。人口政策实现了又一次转向，政策体系随之调整，也昭示着人口结构对国家发展的深层影响。 马寅初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口政策的发展其实是一体两面。这段历史说明，政策的初衷和实际作用往往会因历史环境而改变。 人口问题牵动着家庭、城市、资源和经济的多个神经，始终需要国家顺应新的趋势不断调整策略。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下，理性、务实和前瞻，是人口政策始终绕不开的话题。 就个人观点来看，人口问题与国家战略息息相关。一个国家能否平衡增长与发展，关键在于是否能提前作出未雨绸缪的决策。 马寅初的经历和坚持，告诉人们科学与理性的价值。在面临复杂变化的人口结构时，政策制定者不仅要关注眼前的数据，更要着眼长远利益，这需要历史的经验积累、现实的冷静判断以及不断的调整优化。 人口问题一直没有标准答案，却需要持续不断地探索和修正。 信息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马寅初力主计划生育遭批评 周恩来为之打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