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问：我的年号霸气不？宰相连连点头，转头却偷说4个字 建隆四年（963 年）深秋，汴京大内的崇元殿里，赵匡胤正摩挲着案头新铸的 “乾德元宝” 铜钱。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开国皇帝，望着铜钱上遒劲的 “乾德” 二字，嘴角扬起得意的弧度 —— 这是他亲自选定的新年号，取《易经》中 “乾为天，德配天地” 之意，既彰显君权神授，又暗含以仁德治天下的宏愿。 “诸位爱卿，朕这‘乾德’二字，可算得上霸气？” 赵匡胤抬眼扫过朝堂，目光落在宰相赵普身上。这位追随他多年的谋士，此刻正捧着笏板，连连点头：“陛下圣明！‘乾’乃天纲，‘德’为君范，此年号实乃开天辟地之选，必能庇佑大宋千秋万代！” 满朝文武见状，纷纷附和，一时间赞誉之声此起彼伏。 然而，当赵普退朝回到相府，却在书房里对着《论语》直叹气。他的亲信幕僚凑上前来，低声问道：“相爷今日在朝堂上风光无限，为何反倒发愁？” 赵普放下书卷，苦笑道：“你可知这‘乾德’二字，原是前蜀王衍用过的年号？” 幕僚大惊，忙问缘由。 赵普摇摇头：“当年拟定年号时，我只顾翻查《论语》，却忘了前蜀史书中早有记载。若不是卢多逊那厮当庭揭穿，皇上怕是要被我坑惨了。” 说罢，他提笔在纸上写下 “乾德不妙” 四个字，随即又匆匆划去，叮嘱幕僚切勿外传。 原来，就在乾德三年（965 年）灭后蜀后，赵匡胤在后宫发现一面刻有 “乾德四年制” 的铜镜。他拿着铜镜遍问群臣，却无人能解。直到翰林学士窦仪查阅典籍后回禀：“此乃前蜀旧物，王衍在 919 年至 924 年间曾用‘乾德’年号。” 赵匡胤听罢，当场将朱砂笔摔在地上，怒骂赵普：“你这‘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竟连区区年号都查证不清！” 事后，他在便殿召见赵普，语重心长地说：“朕今日方知，宰相须用读书人。” 赵普羞愧难当，从此每日退朝后便闭门苦读，连《论语》都被他翻得卷了边。而卢多逊因揭发有功，逐渐得到赵匡胤的重用，与赵普形成了微妙的权力制衡。这一事件，也让赵匡胤深刻意识到文臣的重要性，此后他大力推行科举，重用窦仪、陶谷等饱学之士，为 “重文抑武” 的国策奠定了基础。 值得玩味的是，赵匡胤并未因年号重名而立即更换。直到乾德六年（968 年），他才下诏改元 “开宝”。有人猜测，这是因为 “乾德” 虽有瑕疵，但毕竟见证了北宋灭后蜀、南平荆湖等重大胜利，赵匡胤对其仍有感情。 更巧合的是，前蜀王衍的 “乾德” 用了六年，而北宋的 “乾德” 也恰好延续了六年，仿佛历史在冥冥中开了一个玩笑。 这段轶事，看似是帝王与宰相之间的小插曲，实则折射出北宋初年的政治生态。赵匡胤通过 “杯酒释兵权” 收归武将权力后，亟需文臣集团来稳固统治。 而赵普从 “半部论语治天下” 的草根谋士，到因学识不足而当众受辱，再到发愤图强，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崛起。至于卢多逊的 “偷说 4 个字”，虽无确凿史料记载，却在民间演绎出无数版本，成为后世茶余饭后的谈资。 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翻开《宋史》，仍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赵匡胤的雄才大略与赵普的尴尬无奈。 一个年号的风波，不仅改变了两位重臣的命运，更在不经意间推动了历史的车轮 ——“宰相须用读书人” 的感叹，最终化作北宋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的治国理念，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