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前一天，一位红色特工身中27枪，壮烈牺牲，不久，他新婚4个月的妻子收到一个旧烟盒，没想到妻子看到烟盒里的东西，顿时泣不成声。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12月初，重庆刚解放不久，七星岗一栋老旧民房里，邮差送来一个沉重的小包，萧德琪接过来时，只觉得手发抖，打开包裹后，她看到一只折角的香烟盒，纸面已被血水浸染。   她认得那款烟，是钟奇常抽的“红金龙”，她小心地打开盒子，看到里面几行熟悉的笔迹，看完那几句话，她坐在地上哭了，声音被邻居听见，传了一整条街。   钟奇，湖南醴陵人，生在山窝窝里，父亲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死在清乡时被杀，母亲带着他四处逃难，最后投靠亲戚，在邹家当了佣人，他从小做书童，少爷念书，他在旁听讲。   家里穷，没钱供他读书，他就四处借旧书、蹲在私塾门口听课，十三岁时能背整本《古文观止》。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离开家乡，去了衡阳，在一家小报社当学徒，白天打杂，晚上写稿，睡在印刷厂旁边的地板上，就是在那里，他开始写新闻，开始看懂世道。   后来他去了贵阳，又去了桂林，写的多是社会杂记和小人物的生活，他不爱写领导讲话，也不爱写庆功酒宴，他爱写冬天工人穿的破衣服、女学生在学校吃不上饭这些事。   他笔下没有修饰，句子短，情绪压得低，有人说他写得像钢钉，扎得疼，他一直用真名投稿，直到重庆那次转折。   1945年，在重庆的一次记者会上，他见到了周恩来，会后，有人找他谈话，请他留下来继续在《和平日报》写稿，说那是最难渗透的地方，那年他23岁，在记者圈子里算是小有名气。   他点了头，之后，他继续写稿，但开始用另一个名字，“钟岚”，从那以后，他每篇稿子都绕着审查边缘写，既不直接点名，也不乱扣帽子，但人人都知道他写的是谁、写的是哪里。   1947年春天，他因为一组“山城即景”文章引起不少关注，有一次他写一家纺织厂的女工被殴打，写得特别冷静，连标点都用了最简单的句号。   还有一次，他连续写了几篇关于学生运动的短稿，不带评论，只记录事件，但那种真实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名字，稿子被转载，名字传开了。   也是在这段时间，他认识了萧德琪，她是川大的学生，读到他的文章后主动写信交流，两人起初书信往来，后来在一场采访中见了面，不到一年，他们结婚了。   婚后租了七星岗的一间阁楼，小小一间房，光线昏暗，只有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和一只旧煤油灯，他们没办酒席，也没拍照，结婚证上的合影是邻居帮忙拍的。   1949年秋天，重庆风声愈紧，《失踪》一文发表后，钟奇感到不安，他和战友交代了一些事，说自己要暂时离开。   组织安排他去川东做一项任务，要转移一部电台到解放区，报社批准了他请的假，他收拾好行李，当晚和妻子说明第二天要动身，谁也没想到，那晚就是诀别。   清晨还未亮，军统特务闯进家中，屋里没翻几分钟，就将他带走，萧德琪还在厨房热早饭，她怀孕四个月，根本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她跑去找人，求过关系，找过中间人，没人能救他，有人告诉她，钟奇不是普通记者，而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他在报社的身份只是掩护，他从未告诉她实情。   钟奇被关押在军统稽查处，受尽酷刑，据后来的档案显示，他被反复审讯，每次都拒绝回答，嘴里只说自己是记者，写东西是本分，最后，还是有人叛变，供出了他。   11月29日凌晨，他和其他三十一人一起被押往歌乐山松林坡，天还未亮，雾气很重，枪声响了多次，有人倒下时还在咳血，钟奇身中二十七枪，未留下遗体。   部队解放重庆后，有人找到那座看守所，在一堆遗物中发现了一个香烟盒，盒子上有字，写得很浅，像是铅笔蹭出来的。   那几句话后来被证实为钟奇所写，是写给妻子的，字里行间没提酷刑，只说不必难过，要好好养育孩子，记得再结婚。   香烟盒被送到七星岗，打开那盒子的时候，萧德琪再也忍不住了，那是她婚后第四个月，她没有收到遗体，没有收到棺材，只有这个烟盒。   解放后，她将家中藏着的电台交给了政府，那是钟奇最后托付给她的东西，她没有再婚，一直独自生活，靠在街口摆摊度日。   几十年后，钟奇留下的香烟盒被红岩纪念馆收藏，盒盖上“红金龙”的商标已经模糊，字迹也几乎看不清了。   有人用放大镜才辨出一句话：“黑夜将尽，朝阳必至。”这不是鼓励，也不是诗句，只是一位记者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信念。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CCTV国家记忆--“我最后仍是爱你的，你一定要再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