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去世的第2天，和鲁迅反目成仇13年的弟弟周作人，若无其事地去学校上课，课上，周作人讲到颜之推的《兄弟篇》，他的眼眶突然发红，想起和鲁迅断交的那天。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鲁迅去世那年，秋天的北京有些冷，第二天早上，周作人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讲台上放着讲义，学生坐在台下等着他开口，可他翻开书，读到一半，突然停住了，声音哽得说不出来，他低下头，眼眶发红，手指紧紧捏着书页，像是怕一松手，眼泪也跟着掉下来。   那一刻，他脑子里不是讲义的内容，而是十三年前那个让他至今无法释怀的画面，那天，他闯进哥哥鲁迅的书房，把一封信摔在桌上，转身就走，鲁迅跟了出来，想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他却火气上头，顺手抓起窗台上的一个铜香炉，狠狠朝哥哥砸去，香炉没砸中人，但兄弟情就此断了。   从那以后，两人再没说过一句话，一个住在砖塔胡同，一个还在八道湾，明明在同一座城，却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十三年光阴，把亲兄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可事情真是一天之间变成这样的吗？其实不然，他们原本感情很好，一起熬过最艰难的日子，小时候家道中落，读书靠的是奖学金，后来一起去日本留学，生活拮据到连米饭都要精打细算着吃，回国后，他们在北平安了家，还一起教书写文章，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1919年，鲁迅用自己的积蓄在八道湾买下一处大宅子，把母亲、妻子朱安，还有弟弟周作人一家都接到一起住，那时候的生活，说不上富贵，但有说有笑，兄弟同心，鲁迅写杂文，笔锋犀利，常常引发热议；周作人则偏爱清淡小品，讲究文雅生活，两人的文字风格截然不同，却彼此欣赏，常常互相推荐，日子过得虽然不算宽裕，但也自在。   这种平衡慢慢被打破，是从羽太信子来了以后开始的，她是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日本女子，原本是他们合租宿舍时请的帮手，后来两人产生感情，结了婚，回国后，信子也一起来到中国，住进了八道湾。   刚开始，鲁迅对这位弟媳并无不满，她管家操持日常，虽然习惯上有些不同，但也没太大问题，可时间久了，问题渐渐浮上水面，信子花钱大手大脚，凡事讲究“日本标准”，吃穿用度都要进口货，还要请仆人伺候，鲁迅觉得这样太浪费，多次提醒周作人注意，但周作人一向听老婆的耳朵软，并未放在心上。   矛盾真正爆发，是因为一件让人难以启齿的指控，信子告诉周作人，说鲁迅趁她洗澡时偷看她，这样的话就像一把火，点燃了周作人心里的怒气，他不分青红皂白就写了绝交信，把鲁迅称作“鲁迅先生”，还下了最后通牒，说“以后别再来后院”，鲁迅收到信后很震惊，想当面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可当他去找弟弟时，迎来的却是铜香炉的怒砸。   这一砸，砸碎的不是香炉，而是多年兄弟之情，鲁迅搬出了八道湾，自己借钱在砖塔胡同安了新家，留下那座老宅给周作人一家，他从此不再提起这个弟弟，嘴上一句不说，心里却始终放不下。   鲁迅其实是个重感情的人，他曾在朋友面前说，最好的杂文作家是周作人，即便两人已经断绝来往多年，他还是没否认弟弟的才华，可惜这份认可，周作人直到鲁迅去世后才知道。   1936年10月，鲁迅走了，第二天，周作人站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就停了，他的眼睛红了，手在发抖，讲不下去了，他在黑板上写下：“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写完这句话，他放下粉笔，急匆匆地走出教室。   那一刻，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想到很多年前自己生病时，是鲁迅四处借钱请来医生；想到自己去西山养病，是鲁迅陪他去的，还亲自照顾他衣食起居，他记得那些年在碧云寺的日子，兄弟俩一起散步、谈文学、说人生，那是他们关系最亲密的一段时间。   可也正因为曾经那么亲密，才让后来的疏远显得格外刺痛，羽太信子的指控到底是真是假，没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周作人选择了相信妻子，放弃了兄弟，也许在那个年代，一个读书人最怕的不是名声受损，而是被最亲近的人误解。   鲁迅很早就看出弟弟“惧内”的毛病，曾劝过他要有主见，不该事事依赖信子，可周作人听不进去，甚至觉得哥哥干涉他家的私事。   而信子对鲁迅也早已有意见，她不让孩子接受鲁迅送的糖果，还曾大声骂孩子别去“大爹”的房间，说“让他冷清着”，她把自己一家从日本接来八道湾，生活方式完全按照日本习惯来，鲁迅劝过几次无果，只能选择分开开饭，尽量减少接触。   绝交之后，鲁迅不再回头，他在文章中暗讽过周作人，但从未公开指责，反倒是周作人，曾在报纸上影射鲁迅“好色”，可见那时候信子的影响有多深。   信息来源：许广平所著《鲁迅回忆录》、《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