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借宿在部下家中，睡梦中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他的裤子湿了一片。他急忙掀开被子坐起来，竟看到自己的被窝里有个小雪人，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旁边咯咯地笑。 “伯伯你尿床啦！”小女孩更是跑到院子里，冲着满院子的人大喊：“总统尿床喽！大家快来看呀！”黎元洪哭笑不得，拿起小棍子佯装要教训，谁知这小姑娘胆大包天，一把夺过棍子，反过来轻轻敲了副总统一记，还振振有词：“你有何证据证明是我做的？” 这把副总统都捉弄得没脾气的小丫头，正是杨步伟，她出生名门，刚落地不久便过继给了没有子嗣的叔父杨自超，自此成了杨家捧在手心的宝贝。 这份独有的宠溺，大概也养成了杨步伟与众不同的个性，她从小活泼好动，不爱红装偏爱男装，跟父母设想的大家闺秀形象简直南辕北辙，气得长辈们只能无奈又宠溺地喊她“三少爷”。 在那个女子普遍要裹足的年代，小小的杨步伟却展现出惊人的反骨，坚决抵制了这一陋习。不仅如此，她在学堂上也是个不安分的主儿。 一次老师讲孔子“割不正不食”，阐述圣人严于律己，杨步伟却当堂反驳：“孔子就是想吃方方正正的肉，那割下来的边边角角岂不是浪费？给谁吃呢？”一句话把老师问得哑口无言，最后竟气得直接宣布散学。 随着杨步伟越长越大，当许多同龄女子还在深闺学针线女红，为父母之命的婚事发愁时，十六岁的杨步伟已在旅宁女校的结业考试中，写下了“女子者，国民之母也”的豪言壮语，这份见识在当时着实不凡。 对于家中早已为她和姑妈家表弟定下的指腹为婚，这位特立独行的“小三少爷”更是觉得荒唐，毫不犹豫一纸退婚书寄给了姑母，干净利落地解除了这桩她不认可的婚约。 杨父为此勃然大怒，认为女儿大逆不道，但杨步伟坚信，自己的人生，包括婚姻，都应该由自己做主。 为了实现成为一名医者的志向，杨步伟靠着足量的知识储备，大胆接受聘任，在二十二岁那年出任了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崇实女子中学的校长，以此为跳板，由学校出资支持她远赴日本深造医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杨步伟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先进的医学知识，但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民族的屈辱。 面对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与刁难，她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发奋，每次考试成绩都遥遥领先，用实力说话，当日本向中国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杨步伟与众多留日学生一同参与罢课抵制，日本方面甚至以毕业证书相威胁。 性格刚烈的杨步伟一气之下，连文凭都没拿便毅然回国，直到几年后的1919年，她才正式获得了那张来之不易的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毕业证书，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医学女博士，甚至比胡适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还要早。 学成归国的杨步伟，满怀悬壶济世的热情，立即着手筹办医院，在她为资金发愁之际，当年被她捉弄过的黎元洪收到了她的求助信。 令人意外的是，黎元洪非但没有计较当年的“尿床之仇”，反而对这位昔日的小捣蛋刮目相看，当即慨然允诺承担全部开办费用，并直接转款十万元巨资支持。 就这样，在黎元洪的鼎力相助下，杨步伟创办了森仁医院并亲自担任院长，在那个年代，女子当院长可是闻所未闻的创举，但杨步伟就是要做这敢为人先的第一人。 就在杨步伟的医学事业如日中天，名利双收之时，她的个人情感生活却像一张白纸，不知不觉已是三十多岁的“大龄剩女”。 她那率真敢为、特立独行的性格，在旁人眼中或许显得有些“不好相与”，然而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偏偏对这位与众不同的女子一见倾心。 在赵元任看来，旁人眼中的那些所谓“缺点”，恰恰是杨步伟最吸引他的闪光点，两人相识不足一年，便上演了一出“闪婚”戏码，那年杨步伟32岁，赵元任29岁。 他们的婚礼也极尽简朴，没有繁琐仪式，仅仅是拍了一张合影，便算是完成了人生大事，证婚人还是大名鼎鼎的胡适。 婚后不久，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语言学研究事业，杨步伟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毅然辞去了森仁医院院长的职务，选择回归家庭。 她先后为赵元任生下了四个女儿，并且个个培养得极为出色，大女儿和二女儿毕业于哈佛大学，三女儿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四女儿则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可谓一门俊秀。 虽然为了家庭，杨步伟暂时放下了心爱的医学事业，她也常常戏言“元任欠我今生业”，流露出对未能持续医学梦想的一丝遗憾。 不过骨子里的那份不甘平庸和创造力，还是让她在家庭生活中也找到了新的舞台。她凭借着对美食的热爱与研究，动手写出了一本《中国食谱》，畅销整个中国。 杨步伟于1981年逝世，享年92岁，而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女性同样可以光芒万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