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20岁顾维钧娶了17岁张润娥。婚后，他宁愿睡沙发也不碰她。两年后，张润娥以清白之身被送回娘家。此后，顾维钧又先后娶了三位妻子，享齐人之福。而张润娥却落发修行，青油孤灯。 顾维钧，江苏嘉定人，1888年生，家境殷实，父亲是银行家，母亲也是名门闺秀。顾家对孩子要求很高，从小接受新式教育，后来还送到美国留学。这一路走来，说实话，顾维钧不管走到哪，脑子里都装着“自我奋斗、知识改变命运”这一套新思想。 再看张润娥，她也是老上海的大户人家，父亲张衡山是当时有名的医生，家庭环境宽裕。小时候就被宠成了掌上明珠，琴棋书画都学点，规规矩矩长大。 可就算出身再好，女孩命运在那个年代还是绕不开父母安排。张润娥和顾维钧，算起来其实早就定了娃娃亲。那会儿，男孩十二、女孩十岁，双方家长看对眼，觉得门当户对，心里都挺满意。其实，说白了，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孩子婚姻是家里的大事，不管你愿不愿意，父母说了算。 但顾维钧呢？他虽然顺着家里意思，心里其实不服气。等他去美国读书，见了大世面以后，观念更是天差地别。他觉得结婚应该有感情，有选择权，不能光为了家族和父母。可惜，家里老一辈那套，他说了不算。 1908年夏天，顾维钧从美国回来探亲。家里催着赶紧成婚，他死活不肯。最后父亲用“绝食”来逼他，说得难听点，这就是软硬兼施。顾维钧妥协了，答应把婚事办了，但心里一万个不情愿。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冷淡的种子。 新婚当天，两家照足了旧礼数，大操大办，宾客满堂。张润娥满心忐忑，想着这就是自己一辈子的归宿。可婚礼一过，现实马上就来了。顾维钧根本不进新房，直接跑到外面沙发上睡觉。就这么一睡，睡了整整两年。 张润娥难不难受？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委屈埋在心里。那会儿的女人，就是这样。明明是个“妻子”，却成了家里的空气。旁人不知道她的苦，她也只能默默承受。 有些事，越想越觉得无解。婚后的日子，顾维钧根本不跟张润娥住在一起，两个人就像陌生人。顾维钧白天看书、会客、准备出国，晚上还坚持睡外间。他心里很明白，自己不爱这个女孩，只是迫于家庭和社会压力，没办法违逆父母。 张润娥呢，她并不笨。她也明白这桩婚姻“名存实亡”，但她没有大闹，也没有怨天尤人。她学着妥协，按顾维钧的要求开始放脚、学英文，努力适应丈夫的新式生活方式。她甚至配合着学起洋菜谱，想让丈夫回心转意。但说实话，感情这东西，从来不是“学得像”就能生出来的。两个人，心早就走远了。 更现实的问题来了。顾维钧很快就要回美国继续读书，家里说新婚夫妻不能分开，得带着妻子一起走。顾维钧无奈，只能同意。但他到了美国以后，根本没和张润娥住在一起，而是把她安置在朋友家，让她学英文，自己则回到纽约读书。 这算什么夫妻？在别人眼里，表面是恩爱夫妻，但实际上早已形同陌路。 1911年，顾维钧终于鼓起勇气提出离婚。他的方式也很“现代”：写信、讲道理，还让张润娥手抄几份“自愿离婚协议”。张润娥没有哭，也没有闹，顺着把协议办好，独自离开了。她当时还不到二十岁。 这一段，真的让人很唏嘘。一个自小被宠爱长大的女孩，突然被丈夫抛弃，在异国他乡孤零零地离开，回到娘家。那时候的社会，离婚是件大事，对女人来说，简直是天塌下来了。她一时间无处可去，最后只能选择在观音堂出家，过起青灯古佛的日子。 其实，顾维钧也是有苦难言。他晚年回忆时，说得很坦白：“我和张润娥，没有半点夫妻之实，只是为父母所迫。”可事情到了这一步，受伤的只有张润娥。 顾维钧离婚以后，事业却迎来大爆发。1912年，他回国当上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又做驻美公使、外交部长，甚至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再婚对象不是总理的千金，就是华侨富豪的女儿，身边从来不缺门当户对的妻子。 张润娥，她的人生轨迹完全不同。离婚以后，她的父亲因受刺激去世，家道中落，她选择出家为尼，在佛前抄经念佛，过了几十年。很多人觉得遗憾，说“张润娥太可怜”，其实这就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真实命运写照。她没有再婚，也没有怨过顾维钧，更没有回头索要补偿。哪怕后来顾维钧托人送来赎罪金和信，她也一分未收，原封退回。 说句心里话，顾维钧不是个坏人，他身上有新思想、有本事，国家需要他这种人。但对家庭，对妻子，他是有亏欠的。这事搁在谁身上，都难说谁对谁错。只能说大时代下，个人选择空间太小，大家都是被潮水推着往前走。 可顾维钧的风光，和张润娥的清苦，两个人谁活得更自在？也许张润娥在寺庙里，心里早就放下了红尘的事，反倒活得清明。顾维钧呢，晚年写回忆录时，字里行间也透着一丝内疚，但生活还得继续。 很多老一辈看这段历史，都会说：“看命吧！”有的女人天生能享福，有的男人拼命追名逐利，但大多数人，其实就是普普通通过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