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胡适在海外读到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他下了一句评语：“真的有点肉麻”，“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胡适，1891年出生在安徽绩溪，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大咖。他小时候家里条件不错，13岁就考中秀才，后来去上海读书，接触新思想。1910年，他考上公费留学，去了美国，先在康奈尔大学学农艺，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跟着哲学家杜威研究实用主义。1917年回国后，他在北大当教授，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胡适推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那套老规矩，认为文学得接地气，让老百姓看得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开了研究中国哲学的新路子，后来还写了《白话文学史》，影响了一堆学者。他为人直率，喜欢讲道理，但有时候也显得有点高高在上，尤其对跟他背景不一样的人。 毛泽东，1893年出生在湖南湘潭，家里是农民出身。他早年在长沙读书，后来当过小学老师，还在北大做过图书管理员。1910年代末，他开始搞工人运动，1921年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带着队伍打江山，最终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他不光是政治家，还喜欢写诗词，风格豪迈，带着革命的劲头。他的诗，比如《沁园春·雪》，气势大得让人震撼；《七律·长征》则写出了红军那股不服输的精气神。毛泽东的诗词跟传统文人不太一样，少了点婉约，多了些硬气，后来成了中国文学里的一道风景。 胡适和毛泽东，一个是书斋里的学者，一个是战场上的领袖。俩人的人生轨迹几乎没啥交集，但都在各自领域留下了大名。胡适靠笔杆子启发民智，毛泽东用行动改变国家。到了1959年，胡适在海外，毛泽东在国内，他们因为一本诗集有了“交锋”。 1959年，胡适旅居海外，手里拿着一本刚弄来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这书是大陆出的，海外流传的版本有点粗糙。他翻到《蝶恋花·答李淑一》，读完后心里不痛快，直接在书边写下：“真的有点肉麻。”他还加了一句：“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这话听着挺狠，像是在说这诗不仅差，还被吹得太过了。 这首《蝶恋花》是毛泽东1957年写的，背景是他回复朋友李淑一。李淑一的丈夫在革命中牺牲了，毛泽东就写了首词安慰她，顺便缅怀自己的妻子杨开慧。词里用了“柳”“杨”这些意象，算是寄托哀思。国内不少人觉得这首词感情真挚，意境也好，可胡适偏偏看不上。他为啥这么挑剔？ 先说“肉麻”这评价。胡适觉得这词写得太煽情，用词不够自然，像硬挤出来的情绪。他一辈子推崇白话文，喜欢直白朴实的表达，毛泽东这种带点古典味又感情浓烈的风格，跟他的审美完全不搭。再说“没有一句通的”，胡适是指这首词韵脚乱，逻辑也不顺。他是研究文学的，对格律要求高，看毛泽东这词上下阙韵脚不统一，觉得压根不像正宗的诗词。更巧的是，他手上的书是盗版，缺了毛泽东自己加的注释。那注释里，毛泽东说了：“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意思是他知道韵脚不规矩，但为了感情表达故意没改。胡适没看到这句，估计更觉得自己判断没错。 胡适对毛泽东的看法也有个人因素。早年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做过图书管理员，想跟胡适请教问题，但胡适按规矩没搭理他。后来胡适私下说过几句不太瞧得起的话，觉得毛泽东没啥学术根底。加上胡适出身书香门第，留过洋，骨子里有点精英意识，对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天然有距离。到了1959年，胡适反共立场更强，看毛泽东的东西难免带着有色眼镜。这次批评，既有学术上的挑刺，也有情绪上的宣泄。 胡适的评论在海外传开后，影响不算大。一些学者讨论了几句，但没掀起啥波澜。反过来，在中国大陆，毛泽东的诗词地位一点没动摇。《蝶恋花·答李淑一》照样被称赞，别的作品像《沁园春·雪》《七律·长征》更是成了经典。老百姓喜欢这些诗的豪气，学者也研究它们的文学价值。后来，毛泽东的诗词还进了课本，被一代代学生背诵。胡适那几句批评，跟国内的热捧比起来，像是隔着海的小声嘀咕，没啥人理会。 胡适晚年身体不行了。1962年，他在台湾开会时心脏病发作，走得很突然，71岁。他留下的学术成果不少，尤其是推动白话文和现代思想那块，后人没法忽视。不过，他晚年反共态度强，对毛泽东的批评也让他形象有点两极化，有人觉得他犀利，有人觉得他偏执。 毛泽东这边，1976年在北京去世，83岁。他领导国家几十年，功过历史自有评说。他的诗词却活了下来，不光是政治符号，还成了文学遗产。研究他诗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说他是豪放派的传人，有人觉得他把古典诗词带进了新时代。 胡适和毛泽东，一个用学问影响文化，一个用诗词鼓舞革命。1959年的那次“碰撞”，不过是两人命运的一个小注脚。胡适看不上毛泽东的诗，毛泽东压根没在意胡适的看法。历史往前走，各有各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