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文化教员颜邦翼在送炮弹的时候路遇炮兵师长，觉得师长十分眼熟，发现竟是“牺牲”19年的父亲。 颜伏这老爷子，打小念过几天书，有点文化，后来让革命的火种一烧，啥都顾不上了。1933年入党那会儿，他才二十来岁，血气方刚的，根本不管家里死活——为了不让老婆孩子被国民党反动派盯上，他在报纸上登了则“离婚声明”，大笔一挥就断了线。这一走，跟家里就像石沉大海，连封信都没捎过。 土地革命那几年，他在苏区跟老乡们混得熟，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啥脏活累活都抢着干。那时候他背着枪，兜里揣着文件，走村串户跟人说“穷人要翻身”，可谁都不知道，这个说话带点四川口音的后生，后来会成个让敌人头疼的“铁疙瘩”。 抗日战争时，他带着游击队在山里钻，拆铁路、端炮楼，跟鬼子玩猫捉老鼠。有回夜里摸进日军补给站，手榴弹一扔，火把一扔，烧得鬼子哭爹喊娘。解放战争那会儿，他扛着步枪跟着部队从东北打到江南，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好几次，他倒乐呵：“这枪子儿要是偏点，老子还能多打两年仗！” 1950年朝鲜打仗，颜伏早就是个老兵了，1951年直接当上志愿军炮兵第七师师长。这官儿可不轻省，前线哪儿要炮火支援，步兵跟炮兵咋配合，全得他盯着。有回在指挥所，他趴在地图上标坐标，炮弹出膛的动静震得桌子直晃，他抹了把脸上的灰，冲通讯员喊：“告诉三营，目标3号高地，延迟引信，给我掀他个底朝天！” 再说颜邦翼，1929年在重庆梁平出生，爹走了以后，他跟娘靠挖野菜、织草鞋过活。1945年他才16岁，国民党来抓壮丁，稀里糊涂就进了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说是“维持治安”，其实就是跟着国民党打内战。后来解放军势如破竹，他那支部队起义投了诚，这才算脱了旧壳换了新衣。 参加解放军后，他跟着部队剿匪，钻进大巴山的老林子，跟土匪周旋。有回在山洞里蹲了三天三夜，饿了啃树皮，渴了喝露水，最后端了土匪窝，缴了几十条枪。1951年，他听说朝鲜打仗，咬着牙报名入朝，当了名文化教员——他说：“咱大字不识几个，给战友们教教唱歌、识字，也算尽份力。” 在朝鲜，他白天扛着弹药箱往阵地跑，晚上蹲在坑道里教战士们唱《歌唱祖国》。有个小战士识字不多，他就在地上画，一笔一划教“中国”俩字，说：“你记着，这俩字儿，是咱的根。” 1952年秋天，朝鲜的天阴沉沉的，北风卷着细雪往脖子里钻。颜邦翼扛着一箱炮弹，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泥路上，炮弹压得肩膀生疼。远处炮声隆隆，头顶偶尔有敌机嗡嗡飞过，他缩着脖子往前赶，心里直犯嘀咕：“这仗啥时候是个头啊？” 走到炮兵阵地边，他一抬头，看见几个军官围在那儿看地图。中间那个高个子师长，穿着磨得发白的军大衣，正低头跟人说话。他盯着那张脸看了两秒，突然觉得心跳漏了一拍——这眉眼，咋跟小时候画的爹那么像？ 他咽了口唾沫，走上前去：“首长，您……是不是姓颜？”那师长抬头，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小同志，你认识我？”颜邦翼鼻子一酸，喉咙发紧：“我爹……我爹叫颜伏，19年前说牺牲了……” 师长没说话，伸手摸了摸他的脸。那手粗糙得像老树皮，颜邦翼却觉得烫得慌。“是我。”师长声音哑哑的，“这些年，苦了你了。” 俩人没多聊，阵地上的炮声又响了。颜邦翼扛起炮弹往回跑，跑两步回头看一眼——那个高大的背影，正弯腰跟参谋交代任务，军大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他抹了把脸，眼泪混着雨水掉在泥地上，溅起小泥点。 1953年停战那天，颜伏和颜邦翼都活着回了国。颜伏去了山东当炮兵司令员，每天天不亮就去阵地转，带着年轻军官练战术，把在朝鲜学的“步炮协同”那套，掰开了揉碎了教给手下。他办公室的地图挂了一墙，铅笔头短得快攥不住了，还在上面画：“这儿得设观察哨，那儿得埋伏反坦克小组……” 颜邦翼复员回了地方，干公共卫生。他骑辆破自行车，驮着药箱满村子跑，教老乡们挖井、晒被子、给娃娃打疫苗。有回下大雨，山路滑，他摔进泥坑，药箱里的针管撒了一地，他爬起来捡，嘴里念叨：“可不能脏了，这是给娃们用的。” 后来有回在济南，父子俩凑一块儿喝茶。颜伏摸出个旧布包，里面是他当年登的离婚声明，纸都发黄了：“那时候就想，只要革命成了，家散了也值。”颜邦翼看着声明，笑出了泪：“值！您看，现在革命成了，家也圆了。” 他们没说啥大道理，就唠些家长里短。颜伏说现在炮兵装备好了，导弹比当年的山炮厉害多了；颜邦翼说现在农村都通了自来水，娃娃们都能上学了。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窗外的梧桐叶沙沙响，像在说这些年的苦与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