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1日清晨，南京看守所里，一名被判死刑的中年男子起身，摸了摸牢房角落的水缸。他没哭、没叫，反倒突然申请去趟厕所。押送的看守斜睨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扔下一句：“早去早回。” 听懂这句话，他没回头，扛起一块早就盯了几天的木板，缓缓走进厕所。五分钟后，他不见了。墙上挂着的那块板子，斜搭在围墙角上，一头还沾着新泥。 范纪曼，地下党、老特工，军统内潜伏多年的内线。这次翻墙逃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硬仗。 1926年，范纪曼19岁，刚从江西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二期。他是个认死理的人，入校没几个月就被中共党组织吸收为正式党员。之后一路被派往各地执行秘密任务。 几年间，北伐战场转来转去，他从一个学生、讲员、文职，摇身变成了干脆利落的行动特务，暗号背得比书本熟，信件藏得比子弹还巧。 到了1930年，他在上海执行任务时身份暴露，被捕入狱。他没说一句，三个月后，组织通过内线把他救了出来。人瘦了一圈，眼神却更硬了。 他从不穿长袍大褂、不戴眼镜，也不念口号。外人只觉得他是开书店的文人、操粤语口音的教员，谁也想不到，他那家“大华书店”后门，是通往延安的情报通道。那几年，范纪曼几乎成了“地下交通站”的活地图：上海、武汉、南昌、长沙、昆明……只要拿出一张地图，他能随手点出几个可以借宿、藏人、藏情报的安全屋地址。 1946年，他被安排打入国民党国防部，以少将顾问身份潜伏。表面是参与研究作战计划，实则日夜将重要数据、兵力部署、城市防御图纸，通过密信送出。这些情报，后来直接影响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连毛人凤后来在回忆录里提到“那段时间就像我们每一步都被人提前知道一样”，而这个人，正是范纪曼。 到了1949年初，形势突变。上海、南京地下党纷纷遭受打击。许多情报网断线，交通员被捕，电台频率频繁被干扰。范纪曼原本要在南京最后一站交接后北上，但没赶上船，结果在住处被捕。 送入南京看守所那晚，他没做多余辩解。身份已被国民党情报局掌握，关押不过是走形式。他知道，命就这几天的事。 4月10日，死刑判决下来，说是4月11日清晨执行。他被单独关在一间紧靠厕所的狭窄牢房。那夜他没睡。用破布蘸水擦拭脚跟、手掌和膝盖，在地上反复练习跪撑、起跳动作。他知道，厕所角落那块废弃的木板，之前他就注意过，长度刚好能搭到院墙。他算过角度，练过动作，只差时间。 第二天天刚亮，他佯装肚痛，按铃要求上厕所。看守盯着他，冷冷吐出一句“早去早回”。那不是随口说的，是一句测试。他听懂了，心里一紧，知道这可能是某个同情者在暗示他。于是，他故作镇定，迈进厕所，反锁门，转身搬起那块木板，一头搭在水泥墙根，另一头稳稳撑住后墙。 时间不多。他深吸一口气，一脚踩上木板，膝盖猛蹬，身体迅速沿木板上滑。手指摩擦粗糙水泥，手掌破皮。翻上去的一瞬间，后脚刚好勾住砖缝。墙头有玻璃碴，他没犹豫，撩起下摆压住，再滚落另一边的黄泥地。 对面是一排矮平房，屋后就是一个废弃菜地。他冲进去，趴伏在泥地里一动不动。两个小时后，值班换岗，才有人发现厕所空无一人，墙头却多了一道浅浅的鞋印。 他用几小时穿过一整条郊区稻田，找到组织安排的藏身点。直到5月27日，上海解放，他终于现身，被接回组织安排的恢复身份工作。 后来的事情慢慢平静下来。范纪曼没有高官厚禄，也没出书立传。直到1984年，他的党籍才正式恢复。那份文件很薄，只有三页，却盖着当年他最熟悉的那枚红章。 1990年，他在上海去世，享年84岁。安静离世，没有仪式，骨灰葬于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整整几十年，他是隐身人、活情报。一次厕所逃脱，不光逃出了围墙，更是从生死线走了回来，带着情报、责任和命运。 他一生无声，却曾让整整三个战役提前换了走向。他不讲故事，但他本身就是一段难以复制的传奇。那句“早去早回”，是最后的信号，也是一场生死之间的默契。 范纪曼的故事，藏在历史夹缝里，但留下的足迹，却远比想象中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