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杭州下雪那天，城里出了件大事。高家的千金高诵芬出嫁了。她十八岁，正是江南最娇俏的年纪，眉目清秀，举止得体，穿着凤冠霞帔从高宅走出那一刻，街巷挤满了人。谁也没见过那样阔气的嫁妆阵仗——36只藤条大箱子整整齐齐码在门前，光桂花糖就堆了16000包，换算一下，得有9万多颗糖。这场婚礼像是在炫耀什么，又像是替这个名门望族最后的盛世留个影。 谁都以为她会一生顺遂，谁都以为这些金银细软能保她半世富贵。可这场“出嫁风光”，撑不过十年。这些嫁妆，很快变卖一空，家具抵账，饰品换粮，箱子里翻来翻去只剩空荡荡。有人冷眼旁观，说她不会持家，有人摇头叹息，说她命不好。直到她自己在晚年写下一本《山居杂忆》，世人才知道，这一切，背后藏着多少撑，多少扛。 高诵芬是杭州高家的独女，家道殷实。她出嫁时正值“民国黄金十年”的尾巴，高家一门经营布庄与锡器生意，祖屋盖在南宋御街边，母亲出身书香门第，自小教她识字绣花、言行得体。她被当成“大家闺秀”的模板养大，从吃穿住用到言语气质，都与市井人家隔着一道墙。 婚事订得很早，对方姓徐，是沪上有名的实业世家。两家联姻，自然讲排场。嫁妆单子列得密密麻麻：红木雕花大床一张，景泰蓝灯两盏，湖笔十二套，苏绣屏风一扇，衣裳箱十二只，金银首饰箱三只，桂花糖箱六只，每箱两千六百多颗，全是新制软糖，包得整齐。人说高家这场嫁女，光糖就发了八百斤。 可风光背后藏着隐忧。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热。丈夫温文尔雅，对她也客客气气，但终归话不多。家里的事情，一律让她自己打点。起初她还兴致勃勃地张罗，添了小厨房，请了女工，想着做得好一点，夫妻之间说不定会亲近些。但事与愿违，生活越来越像两条平行线。饭桌上坐着两人，却总觉得冷清。 日子刚过三年，战火就烧到了杭城。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杭州开始有人搬迁，商号关门，街头抢购粮米。高家也不能独善其身。家主高湘把积蓄调往上海，徐家提前接走了新婚夫妇，全家南迁。 一切从那时开始变了。 逃难的日子，不认你的嫁妆箱多重。高诵芬拣了几件衣物，其余交给佣人打包托运。到上海后才发现，丢的丢，烂的烂，原先的一百多件嫁妆，能剩下三分之一就算不错。金银首饰换成现钱，家具变卖贴补家用。她原以为这不过是过渡，哪知战争一拖八年，物价疯涨，嫁妆一件件拆完，再也没添回来。 在上海的那些年，她过得比谁都憋屈。一边是要维持名门体面，一边是柴米油盐的压迫。丈夫开始在外奔走谋事，回来已是黄昏；她在家节衣缩食，连请个女工都成了奢侈。以前她用的是日本绸缎的衣料，后来自己学着在夜里补衣服缝袜子。有一次她自己削了五十根桂花糖，想拿出去卖，被母亲知道后狠狠数落一顿：“你是高家的女儿，不是卖糖女。” 她听了没回嘴，只把糖罐埋回箱底。 抗战结束后，一家人留在上海。表面看日子好转了些，可经济早就一塌糊涂。徐家父辈在战中折损，又赶上政局混乱，产业一夕间归零。靠积蓄过日子的日子，只够撑五年。高诵芬开始翻出嫁妆里尚未动用的几件物品：那张红木床值几个钱、那对景泰蓝灯能否换米……她原以为那些东西能保她半生富贵，最后却一一流入当铺。 更狠的是祖坟的事。 五十年代，生活已近绝境。丈夫徐定戡几次托人转手抵押老家祖产，无奈市值太低。有人提议：高家那块祖坟地，地势极好，若能挖开搬祖骨，再出售地皮，也能解一时之急。高诵芬一听差点昏过去。她自小被教要守祖训、护祖坟，怎会想到要把老祖宗的骨灰盒挖出来换钱？ 她反对过，哭过，但抵不过现实压迫。最终还是默许了。那年她三十七岁，嫁妆没了，祖坟没了，连自己当年种的桂花树都被砍了卖柴。 命运转了又转。八十年代，她随儿子移居澳大利亚。没人再记得她是谁，更没人知道，她曾在杭州风光大嫁。晚年，她坐在澳洲自家厨房写字，用铅笔，一笔一划，写下了回忆录《山居杂忆》。她没用抱怨的语气，也没讲太多苦，只是淡淡地记下每一笔变迁，每一件嫁妆流失，每一个老宅倒塌的画面。 她说，那一场风光出嫁，是一生最亮的时刻。也是最后一个背光的方向。 1995年，高诵芬离世。她留下的不是首饰、箱柜、糖果或地契，而是四十万字，写着她如何走过一场盛世虚华，如何在漫长的孤独与困苦中，活成一个沉稳安静的老人。 有人说她命不好，也有人说她败光了所有财产。可她知道，那些被世人拿来评头论足的嫁妆，不过是一层皮。真正支撑她走下去的，是那个从不发火、从不抱怨、却日日撑持的自己。 她败光的是箱子，不是尊严。她丢掉的是嫁妆，不是记忆。 而她留下的，是一个时代最后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