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杜月笙前往上海，认为当不了市长至少也是副市长，火车快到上海时，蒋介石委任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兼社会局长，宣铁吾为警察局长，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命，让杜月笙既震惊，又尴尬。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5年9月，抗战刚刚结束，上海作为远东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重新成为各方势力的焦点，杜月笙，这位曾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青帮大亨，也在此时怀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准备重返旧地。   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借助自己多年经营的人脉和声望，获得市长的职位，至少也要成为副市长，他认为，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重新接管大城市的过程中，自己在上海的影响力不容忽视，有资格进入权力中心。   杜月笙的这番打算，并非没有依据，他在抗战期间积极参与抗日救援事务，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身份组织上海的救护工作，救助了大量的伤兵和平民。   他还利用自己在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关系，支持抗战物资的筹集和转运，虽然他曾经参与过鸦片生意，但在抗战中的表现被不少人视为“洗白”的努力。   杜月笙对此也充满信心，认为自己不仅能继续掌控上海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更能在政治舞台上担任一角。   他从重庆动身，乘坐火车一路南下，随行人员中，有不少是青帮旧部和幕僚，他们都对即将抵达的上海充满期待。   这趟列车仿佛载着一个即将“加冕”的王者回归故地的梦想，他们在车上已经开始为“上任”后的工作部署出谋划策，希望在动荡初平的上海重建秩序、收拢人心。   火车临近上海时，一则来自南京政府的官方通报让整个车厢气氛瞬间冷却，蒋介石已正式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兼社会局长，宣铁吾为警察局长。   这些名字，杜月笙一个都不熟悉，也都不是青帮系统出身，他之前没有收到任何风声，这一突如其来的安排打破了他全部的设想，他在车上的沉默传递出极大的失望。   到达上海之后，杜月笙发现，自己的政治算盘已经完全落空，他并未被安排在市政机构中的任何实职，甚至没有担任顾问类的名誉职位。   他曾经熟悉的那些军政人物，不再向他表达敬意和亲近，而是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他试图向南京方面打听缘由，但没有任何回音。   过去的盟友，如今也在避而不谈，整座城市虽仍尊称他为“杜先生”，但那种一言九鼎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   蒋介石在任命新市长和警察高层时，没有选择与青帮背景有关的任何人士，显示出他要重整地方权力结构的决心。   他不再愿意依赖地方帮派维持秩序，也不再容忍过去依靠杜月笙等人维持统治平衡的旧方法，这次人事安排，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明中央政府要将上海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杜月笙心里明白，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寄予厚望的“红顶商人”了，他原以为自己能凭借抗战期间的表现和多年积累的人脉获得实职，结果连一个空头头衔都没有。   他意识到，蒋家父子对他早已产生防范之心，特别是蒋经国在上海整顿特务系统期间，更加强化了对青帮和地方势力的打压，这让杜月笙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   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杜月笙开始逐渐退出上海的事务，他不再出席官方会议，也很少参与社会活动。   过去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商界名流、政界人物，也纷纷转而追随新的政治中心，他的生意虽依然庞大，但已失去与政治直接互动的渠道。   随着局势日趋紧张，国共内战加剧，杜月笙最终决定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他知道，自己在上海的舞台已经落幕，不论在金融、实业还是黑帮，都无法再恢复当年的辉煌。   虽然他仍拥有不少资产，但健康日渐恶化，再加上政治上的彻底失意，让他进入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这段经历，对于杜月笙来说，是极为沉重的打击，他曾以为自己在民族危难中有所贡献，可以换取一个稳定的政治位置，他也曾幻想自己可以像一些军政要员那样，在战后获得实权。   但政治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的幻想，蒋介石并不打算让他参与新上海的建设，甚至连象征性的安置都没有给他留下。   杜月笙晚年多次提及这段经历时，总是神情落寞，他并没有公开抱怨蒋介石的决定，也没有发起任何政治报复，而是选择沉默和隐退。   这种克制，不仅源于他身为老江湖的谨慎，更反映出他对整个政治形势的清醒认知，他明白，时代已经变了，他再不能依靠过去的方式维持地位，他在香港的最后几年，身体越来越差，病情反复。   他临终前没有留下关于仕途的评论，只是将一些旧账销毁，把仅存的钱财分给亲属，他选择以一种淡然的方式结束自己复杂的一生，也结束了那段与上海、与政治紧密纠缠的历史。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上游新闻——黑帮大亨杜月笙，临死前说了一句话，正邪一念一言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