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1743年），华北地区遭遇“史上最热夏天”，北京气温飙升至44.4℃，持续三个月的酷热，至少1.1万人在京城热死，整个区域死亡人数可能超20万。这场灾难不仅是高温的肆虐，更是对当时社会的巨大冲击。

从五月末开始，华北就陷入“蒸笼日”模式。清实录记载，京师天气亢旱且酷热蒸腾。7月25日下午3:30，北京测得35.5度拉谋氏温标，折算等于44.4℃。从7月20日到25日，北京每天都破40℃，这是真正的“连续高温地狱模式”。

不仅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也全线暴走式“燃烧”。天津县志记载“土石焦化，房瓦融化”，高邑县志说“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人多渴死”。那时的40℃，连空调都没得插，热到扇子都自叹不如。

乾隆皇帝也看不下去了，下令设凉棚发药丸、津贴银两救灾。清实录明确写到：“著赏发银一万两于九门...置冰水药物防病”。皇宫里有五口冰窖、十万块冰，但百姓就没那么幸运了，“行都斗水百钱、杯水十钱”的市场状况反映了水比油贵。

这场高温不仅带来直接的死亡，还引发了社会的连锁反应。草木枯萎，树木叶片发黄，枝条垂死街头。没有冰箱，蔬果烂得比今天不冷藏还快，市场变化让老百姓连吃个菜都成奢求。酷暑背后的干旱更加苛刻，无雨旱情加剧，农田开裂，河道干涸。

这场灾难提醒我们，极端气候的破坏力不容小觑。乾隆八年的“史上最热夏天”，不仅是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未来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