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9年，军统特务毛森抓到了一个交际花小姐，在审讯期间，毛森扒下她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肌肤，见美人还不开口，毛森直接将烧红的烙铁按在她身上。 （参考资料：2014-01-20 中国军网——刘惜芬：对党的事业忠诚而热情的女战士） 1949年10月17日，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厦门上空飘扬，许多人为此欢呼，庆祝这座城市迎来解放,可在这片喧嚣背后，却藏着一个悲伤的故事。 一些英雄用生命铺就了通往黎明的路，自己却没能亲眼看见,在万石岩下，有一座24米高的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陈毅元帅的题字“先烈雄风永镇海疆”，一位名叫刘惜芬的女战士就安息在这里。 刘惜芬，1924年出生在厦门一个没落的大家庭,她的童年没什么甜味，生母本是陪嫁丫头，因不堪凌辱早早服毒自尽,没了母亲，刘惜芬靠着姨妈的照料，像路边野草一样长大，卑微但坚韧。 也因此，刘惜芬比同龄人更早看清了底层百姓的苦楚,16岁那年，为了有门手艺傍身，也为了能帮到更多人，她进了当时被称为“慈善机关”的博爱医院当护士。 抗战胜利后，刘惜芬回到家乡，用在医院学到的本事给乡亲们看病,不管是谁来求助，只要她有把握，都尽力医治,遇上穷苦人家，她分文不取；碰上行动不便的，她就风雨无阻地上门。 刘惜芬的这些善举，引起了地下党员胡惠敏的注意,胡惠敏跟刘惜芬沾点亲戚，很了解她的身世和为人，觉得这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于是，胡惠敏时常借些革命书刊给她看，潜移默化地引导她。 当时直接领导胡惠敏的，是中共厦门工委书记郑秀宝，郑秀宝有时就住在胡惠敏家,胡惠敏将刘惜芬的情况作了汇报，刘惜芬因此有了更多接触郑秀宝的机会，对共产党的认识也越来越深。 终于有一次，刘惜芬向郑秀宝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申请,郑秀宝考验她：“当一名共产党员可不容易，个人的一切都要服从组织，随时都可能被捕、坐牢，甚至杀头,我们要的是能为这事儿献身的人，你行吗？” 刘惜芬异常坚定地回答：“能！请党考验我！”此后，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她都完成得很好,1949年5月，郑秀宝亲自担任介绍人，带领刘惜芬在党旗下宣誓。 入党后，刘惜芬的热情被彻底点燃，她发挥自己善于联系群众的特长，团结进步青年。她主动找到在厦门省立中学读书的吴素丽，跟她谈心，借书给她看，一步步引她走上革命道路。 当党组织号召为游击队募捐时，她带头把家人的金戒指等首饰捐了出来，还募集到一大笔美钞和银元，她联系的青年李新疆，是药房老板的儿子，也慷慨捐出一大批游击队急需的医疗器械。 然而，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最浓，1949年8月，反共老手毛森出任厦门警备司令，全城立刻被白色恐怖笼罩，从他上任到厦门解放的56天里，毛森搞了五次大搜捕，颁布“战时约法”，实行宵禁，声称违者格杀勿论。 可形势越是严峻，刘惜芬和战友们越是针锋相对，在戏院、码头，甚至国民党官员的家里，都出现了《告厦门人民书》等宣传品。 更关键的是，刘惜芬还接下了一项极其危险的特殊任务，根据工委代理书记杨梦周的安排，她负责联络已经决定投诚的国民党海外社社长杨越。 刘惜芬每晚以跳舞作掩护，在丽池舞厅与杨越碰头，两人一边跳舞，杨越一边把情报小声告诉她，她全凭记忆，第二天再到诊所转告给杨梦周，靠着这份名单，不少同志躲过了敌人的抓捕。 谁知，意外还是发生了，1949年9月19日凌晨，毛森的特务包围了刘惜芬的家，她不幸被捕，在鸿山脚下的看守所里，她和另外九位女难友被关在仅有一平米活动空间的牢房。 敌人用尽了酷刑，烧红的烙铁、浸了油的鞭子，轮番用在她身上，想从刘惜芬嘴里挖出整个厦门地下党组织，可无论怎么折磨，刘惜芬都守口如瓶，兑现了自己“永不叛党”的誓言，也因此保住了战友和整个组织。 1949年10月15日晚，厦门对岸升起了总攻的红色信号弹，解放军的炮火瞬间覆盖了国民党守军阵地，炮声越来越近，身陷囹圄的刘惜芬听着炮响，脸上露出了笑意，她忍着满身伤痛对难友们说：“天快亮了！” 可垂死挣扎的敌人，在败退前进行了最后的疯狂报复，1949年10月16日，就在解放军逼近市区的时候，刘惜芬、周景茂、伍文棋等17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鸿山脚下被集体绞杀。 仅仅一天之后，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刘惜芬，这位党的优秀女儿，却永远倒在了黎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