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要来中国报仇的！”2019年，日本的芯片专家带着自己的团队和先进的技术来到中国，结果公开向美国“宣战”？这中间究竟有什么恩怨？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日本一个普通家庭里，有个男孩总爱跟电器较劲，家里的收音机、电视机，没少被他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手指磨出茧子也不在乎。 父母没责骂过他，反而觉得这孩子身上有股子钻劲，还主动找些旧零件给他摆弄。 这男孩就是坂本幸雄，上学后，他对电子元件的兴趣有增无减，课本上的电路知识看一遍就懂，老师提问时，他总能说出更深层的原理。 后来考大学，他直接选了电子工程专业，一门心思扑在芯片研究上。 毕业后，他进了美国德州仪器分公司，从销售做起，别人忙着应酬客户，他却在跑业务的间隙，把不同地区的芯片需求记在本子上，晚上就对着图纸琢磨改进方案。 没过几年，他就凭着扎实的技术和对市场的了解，坐到了副总裁的位置。 在德州仪器待久了，坂本幸雄心里渐渐不是滋味，他看着美国企业靠着日本工程师的技术赚得盆满钵满，却处处提防着日本本土企业，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 因此在回到国家后，专门和美国企业对着干，可很快他就遭到了打压。 美国先是给神户制钢扣上 “反倾销” 的帽子，罚了一大笔钱，接着又逼着日本政府签协议，限制日本芯片的海外市场份额。 坂本幸雄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芯片，第一次意识到，技术再好，也躲不开政治和资本的算计。 九十年代末，日本几家芯片厂撑不下去了，合并成尔必达，坂本幸雄被推到了社长的位置，当时三星已经在美国的扶持下崛起，市场上的芯片价格被压得很低，尔必达连买光刻机的钱都凑不齐。 坂本幸雄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又四处找朋友借钱，凑够钱后，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 20 纳米 DRAM 技术的研发，他对团队要求极严，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实验室成了他第二个家。 2007 年，尔必达的芯片通过了苹果的测试，订单源源不断，公司市值一路飙升。 尔必达的客户纷纷毁约，生产线停了一半，银行天天上门催债。 坂本幸雄找日本政府求助，拿到的 1200 亿日元根本不够用。 他又飞到美国，求镁光合作注资，对方口头答应了，可就在签约前一天，却说总裁飞机失事，合作取消。 后来才知道，镁光早就在暗中接触尔必达的债权人了。 坂本幸雄站在工厂门口，看着 “尔必达” 的牌子被拆下来，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来。 2018 年，深圳一家芯片公司的老板找到了坂本幸雄，给他看了一份中国芯片产业的报告，当时美国已经开始对华为断供芯片，中国芯片产业正处在艰难时刻。 老板说：“我们没有退路，必须搞自主研发。” 坂本幸雄看着报告，又看了看自己整理的一摞研发笔记，沉默了很久，那年他 71 岁，决定再拼一把。 2019 年春天，他带着 18 个老部下，提着装满技术图纸的行李箱，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在紫光集团的会议室里，他指着黑板上的技术难点说：“22 纳米这道坎，我们一起跨过去。” 进了紫光，坂本幸雄把实验室的作息调成了三班倒，有年轻工程师觉得他要求太严，他没多说什么，拿起工具就演示怎么把光刻机的误差控制在 0.1 微米内，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汗水浸湿了衬衫也没察觉。 三个月后，22 纳米 DRAM 技术成功突破，打破了美韩企业的垄断。 他没去参加庆功会，而是在车间里跟年轻工程师说：“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能守住成果，继续往前走，才是真本事。” 有人看到他在食堂跟年轻人抢最后一份红烧肉，也有人看到他凌晨还在办公室改图纸，烟灰缸里全是烟头。 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我没多少时间了，你们得抓紧，要比别人跑得更快。” 这事儿让我想起法国阿尔斯通的遭遇，上世纪 80 年代，阿尔斯通的电力设备技术领先全球，美国看不顺眼，就用《反海外腐败法》把阿尔斯通的高管送进监狱，逼着阿尔斯通把核心业务卖给美国企业。 阿尔斯通的很多工程师后来去了其他国家，继续搞研发，不想让自己的技术就此埋没。 坂本幸雄和他们一样，带着被打压的经历，却没放弃对技术的追求，不同的是，他在中国找到了能继续施展的地方。 长江存储拿下全球 15% 市场份额的时候，坂本幸雄给日本的女儿打了个电话，说实验室里种的向日葵开花了。 女儿问他还恨不恨当年那些人，他想了想说：“现在就想看着中国的年轻人超过他们。” 去年冬天，坂本幸雄在深圳去世了。 葬礼上，来了很多他带过的中国工程师，他们说，老人走的时候，还惦记着 28 纳米芯片的良率，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写满公式的草稿纸。 有人说他是为了复仇，有人说他是冲着高薪来的，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在我们芯片被 “卡脖子” 最难的时候，这个倔强的日本老人，把自己最后的精力，都放在了中国芯片的研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