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国军少将陈中柱战死后，头颅被日军割下带走邀功。陈中柱的妻子怀着身孕，带着女儿，不顾生死奔赴泰州，向日军司令当面索求丈夫的头颅。 陈中柱出生于1906年，家境清寒，自幼刻苦读书。二十年代中期，他独自赴上海谋生，在电车公司做售票员。 狭小车厢里的站立、报站、撕票，日复一日的劳作并没有磨灭他对前途的渴望。在钢铁城市的夜色里，他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开始思索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1928年，他毅然报考黄埔军校第六期，从此步入军旅道路，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 毕业后，他担任过南京中央大学的军事教官，讲授战术理论。身穿军装、手握教鞭的他，遇见了温婉聪慧的南京姑娘王志芳。 两人于1932年结为夫妻，婚后相濡以沫，育有两个女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中柱被任命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承担起敌后抗战的重任。 自1938年起，他率领部队在苏北一带展开游击战，专打敌人运输线，屡次给日军造成沉重打击。陈中柱指挥灵活，作战果敢，深得百姓爱戴，被当地人称为“算盘司令”，因为他总能精准预判敌军动向，出其不意地发动袭击。 1941年初夏，敌军发动大规模“扫荡”，数路日伪军合围第四纵队。陈中柱带领部队坚守三日，枪林弹雨中，他指挥若定，亲自冲锋。 子弹打光后，他甚至抡起大刀与敌人肉搏。最终，在突围至武家泽过程中不幸中弹，倒在芦苇丛中。他死得极其惨烈，敌军在清理战场时，为了邀赏，割下他的头颅带回泰州。年仅三十五岁的他，以最英勇的方式告别战场。 消息传到后方，如同惊雷劈入王志芳的心头。此时的她身怀六甲，正值盛夏，身体沉重。一想到丈夫身首异处，她心如刀绞，强忍悲痛，决心前往泰州把丈夫的头颅带回。她知道，那是一条无比凶险的路。可她也知道，丈夫生前戎马一生，死后不能做无头孤魂。 随行的还有他们年幼的女儿红秀。王志芳带着女儿，踏上七十里水路，在村民唐邦本的帮助下，白天躲藏，夜里赶路。每一寸河道都可能藏着敌人的岗哨，每一次靠岸都可能暴露行踪。她挺着大肚子，咬紧牙关，一步不退。 抵达泰州城后，她直奔日军司令部。面对荷枪实弹的守卫，她没有退缩，神情冷峻地报出身份。起初无人理会，她便蹲在门外不走，任由烈日曝晒。哭声、质问、哀求交织在一起，引来日军翻译注意。她表明身份，表示只为带走丈夫的头颅，不牵连他人。 日军司令南部襄吉被告知后，起初不为所动。当他亲眼看到这个挺着大肚子、泪眼婆娑的中国女子站在自己面前，仍保持着一份倔强与庄严时，沉默良久。他最终点头同意，命人将头颅取出，装在一个木盒中交给她。 王志芳接过木盒时，手在颤抖，眼泪止不住地流。盒底渗出的石灰味与血腥味混合，像一把刀刺进她心里。可她没有哭出声，也没有跪地哀号。她只是一遍遍地用手抚摸木盒表面，像是在安慰丈夫，也像是在告诉自己：带你回家了。 陈中柱的遗体早已由村民用门板钉成棺材，就地安葬在一片芦苇丛中。王志芳带着头颅赶回，夜里点起油灯，独坐棺前。她用干净的布擦拭丈夫的脸，又用针线将头颅缝合于躯体之间。 缝合的每一针，都伴着腹中胎儿的轻轻踢动。那一夜，她没有合眼，仿佛用一整夜的坚守，完成了生者对死者的告别。 合葬之后，王志芳选择在泰州西门外一块姓唐人家的田地，为丈夫立碑。墓碑上只刻了八个字：“陈中柱将军之墓”。她没有多言，也无需多言。这八个字，凝结了战士的忠魂，寄托了家属的深情。 不久后，她在武家泽生下儿子，取名“陈承志”，意为承父遗志。陈承志自小便知父亲的事迹，从未忘记母亲的坚强。长大后，他旅居国外，始终关注家乡对父亲的纪念。2023年9月，他首次回到父亲的牺牲地，在风车口跪地痛哭，哽咽着说：“爸爸，我来晚了。” 如今，陈中柱烈士的故事已成为兴化陈堡镇红色文化的核心内容。当地修建了中柱广场、烈士史料陈列馆，还将其事迹融入乡村振兴项目。 人们在追忆中铭记，在纪念中传承。村民唐邦本的孙子唐仁和，拉着陈志的手，重走祖辈藏匿遗体的小巷。那段过往，如今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底色。 1987年，江苏省政府追认陈中柱为革命烈士。2014年，民政部将他列入第一批300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他的名片也被收藏于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展出时，长女陈璞曾在留言簿写下：“爸爸，我又见到你的字迹，像是你回来了。”而他的妻子王志芳，晚年在展板前轻声写下五个字：“我爱陈中柱。” 历史从不轻易遗忘。陈中柱以战士的姿态倒在战场，王志芳以妻子的名义挺进敌营。他们并肩书写了一段关于忠诚、勇气与爱的传奇。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有人用生命捍卫疆土，有人用柔弱之躯守护尊严。这样的故事，不该被尘封。 在硝烟散尽后的岁月里，有人走进纪念馆，有人走到墓碑前，有人走回老屋。每一个脚步，都是对那段历史的回应。那些流过的血、走过的路、说过的话、留下的信，都在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记忆不可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