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济会的标识（圆规与矩尺）是源于华夏，这一点毋庸置疑。 战国时期墨翟所撰《墨子·卷七·天志上》（四部丛刊景明嘉靖癸丑唐尧臣刊本）“第二十六”记载：“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 墨子认为，天道不可逾越，故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可谓“天志”，因此，“天志”便是最高秩序的主宰，应置立天志以为仪法。 笔者在研究一幅图时可能找到了其标识的原始出处，二者如此相似，以至于不得不令人怀疑后世之共济会标识脱胎于此。 其实，只要将上图红框中的图案舍左右两侧的“一竖”，再将圆规的两脚稍稍缩短，便可以得到共济会的标识。这个图案是画在徐光启的头顶上方，显然它不是代表西方，不是代表耶稣会（利玛窦的头顶上方绘有耶稣会的标识），更可能代表华夏。而且，圆规和矩尺本就是华夏伏羲女娲图的典型标志。徐光启生活的年代，是明朝末年，此时共济会尚未诞生，更遑论产生什么会徽之类的标识了。 除此之外，在此基础上简化图案，只要在上下各加一横，就能得到上下相对的两个三角形。然后，再上下移动两个三角形的相对位置，以色列的六芒星图案便出现了。大约18-19世纪，可萨犹大渗透石匠工会并将其控制后，共济会的仪式要搞得“庄严而浩大”，当时的欧洲处于乡野蛮荒状态，王室的“礼仪”根本不上档次，于是就跟着明朝学，学大明的皇家礼仪，还从华夏典籍中翻查到了伏羲女娲图，终于看到了墨子之言，终于在徐光启的头顶上方绘出了相关图案。墨子之言天道天志才是最高主宰，故置立天志以为仪法，本质上还是要人类学习天道，遵循其规律，然而，到了可萨犹大这里却被“魔改”，他们把自己当作天道，描绘成了凝视世间万物、掌握一切的“全视之眼”，偷换了主体概念。 当可萨犹大有了像模像样的典礼仪制，并搞得神神秘秘之后，愕然发现没有相关的音乐来烘托气氛。于是，时任耶稣会会长钱德明带人出马，开始对华夏音乐、乐器的抄袭和剽窃之旅。关于这一点，笔者已经拙作《明珠蒙尘》（更名为《明珠重光》）中有详细的分析与论证，此处便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