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47 岁的陈菊梅在取掉扁桃体和割掉阑尾后,又不顾众人的劝阻,坚定地对医生说:“请拔掉我嘴里所有健康的牙齿…” 医生的镊子悬在半空,不锈钢的反光里映出她消瘦的脸。扁桃体切除手术的疤痕还在脖颈处泛红,阑尾伤口的纱布刚拆了三天,现在她要连同满口好牙一起,把自己变成 “精简版” 的人。 “肝炎病毒会藏在病灶里,” 她指着病历本上的肝功化验单,球蛋白指数像根紧绷的弦。 “我没时间犯病。” 护士递来的温水里漂着两片阿司匹林,她仰头吞下时,牙龈还在为即将到来的剥离隐隐作痛。 1958 年从苏联带回的显微镜,此刻正立在 302 医院的实验室里。 陈菊梅对着镜头调整焦距,载玻片上的肝细胞在染色剂里泛着病态的黄。 那时她刚满 33 岁,白大褂的袖口总沾着福尔马林的味道,笔记本上抄满了俄文的病毒命名法。 某天深夜,她在解剖室发现肝硬化患者的肝细胞里,藏着无数针尖大的嗜酸性小体,像撒在面团里的霉点。 “必须找到杀死它们的药。” 她把切片标本锁进铁盒,钥匙串上挂着枚列宁格勒大学的校徽,边角被拇指磨得发亮。 拔牙的第三个月,陈菊梅的脸颊肿得像含着两颗核桃。她用棉球塞住牙床的空洞,在笔记本上计算五味子提取物的浓度。 同事在走廊里听见她对着公式咳嗽,咳得急了就按住腹部的伤口,那是阑尾切除后留下的月牙形疤痕。 “陈主任的身体是块被反复雕琢的玉,” 年轻医生们私下议论。 “把多余的部分全磨掉了。” 可当第一批 “肝得安” 药片从压片机里出来时,她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苦涩的粉末漏进牙床的创口,疼得她直皱眉,眼里却亮得惊人。 动物实验显示,这小黑丸能让转氨酶指标断崖式下跌。 非典病房的负压舱里,78 岁的陈菊梅正给 “毒王” 做口腔检查。 护目镜上的哈气模糊了视线,她索性摘下来,口罩勒得颧骨发红,露出没有牙齿的牙床。 “张嘴。” 她的声音透过面罩传出来,带着点漏风的含糊。 患者的唾沫星子溅在她脸上,她像没察觉似的,用压舌板压住对方的舌头:“扁桃体有点肿,不是肝炎症状。” 后来这一幕被拍成照片,年轻护士们把它设成屏保,说这张没牙的笑脸比任何防护服都更能安抚人心。 汶川地震的余震里,83 岁的她跪在绵竹的临时帐篷里,为伤员清创的手稳得像台手术台。 拐杖倒在旁边的碎石堆里,裤脚沾满泥浆,背包里的降压药瓶叮当响。 有记者想扶她起来,被她挥开:“一抬头就看不清伤口了。” 阳光穿过帐篷的破洞,照在她没牙的嘴里,露出牙龈上的溃疡 —— 那是连日吃干粮磨出来的。 可当她说出 “这里不是疫区,别怕” 时,灾民们突然就安静了,仿佛这没牙的声音里,藏着比疫苗更有效的镇定剂。 90 岁生日那天,陈菊梅在诊室晕倒前,手里还攥着肝硬化患者的 B 超单。 CT 显示她的脑血管像团缠结的毛线,多处栓塞。醒来后她让学生把病历本念给她听,听到 “门脉高压” 时突然打断:“加用心得安,注意监测心率。” 护士偷偷换掉她杯子里的白酒 —— 那是她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说少量酒精能扩张血管。 此刻却换成了稀释的果汁,她喝得浑然不觉,牙床的空洞里还留着昨晚没漱净的药味。 解剖台上的遗体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胸前别着枚褪色的党徽。学生们数着那些手术疤痕: 颈部的扁桃体印记、腹部的阑尾切口、牙床里深浅不一的牙槽窝,像幅用身体绘制的地图,标记着她与疾病鏖战的一生。 没有扁桃体,没有阑尾,没有牙齿,却在肝脏里、在肺泡间、在无数康复者的血液中,留下了永不消散的生命力。 如今 302 医院的药房里,“肝得安” 的包装盒还摆在显眼位置。 年轻药师们会指着说明上的 “陈菊梅 研制” 字样,给实习生讲那个拔掉所有牙齿的故事。 参考来源:央视新闻《最美医生陈菊梅:91岁高龄仍坚持出诊的女军医》(2016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