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总政首长到新疆视察时，开国少将甘祖昌拿着病历说：“我脑袋有伤，不适合当官，想回老家，去当农民。” 首长看着他病历上 “脑震荡后遗症，时常昏厥” 的诊断，又看看这位年过半百的将军眼里的执拗，最终在申请报告上签下了名字。 那天新疆军区的白杨树叶沙沙作响，甘祖昌回到家，把少将军衔的领章小心翼翼摘下来，放进铁皮盒。 妻子龚全珍看着他动作里的郑重，忽然想起 1949 年进军新疆时，他骑着马走在队伍最前面，身上的硝烟味混着风沙，说要让这片土地长出庄稼。 那时他是一兵团后勤部部长，带着战士们在戈壁滩开荒，硬是让十多万指战员吃上了自己种的粮食。 甘祖昌的根在江西莲花县沿背村。6 岁那年，他在私塾只念了一年书，就被父亲拉回家放牛，后来还给地主扛活，肩膀磨出的茧子比铜钱还厚。 1927 年参加红军时，他背着算盘当军需员，在井冈山红四军训练班见到毛主席，主席笑着说：“搞后勤也是打仗，粮草跟枪炮一样重要。” 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长征路上，他背着账本在雪地里跋涉，过草地时把最后一块青稞饼分给伤员，自己嚼着草根记账。 南泥湾大生产时，他带着战士们纺线织布，让三五九旅穿上了自己织的棉衣。 1952 年那场意外成了转折点。检查军需仓库的路上，土匪破坏的桥梁突然坍塌，卡车坠河的瞬间，甘祖昌下意识护住了怀里的账本。 等被救上来时，上唇撕裂，下颌脱臼，更要命的是脑震荡 —— 此后三年，他开会时会突然栽倒，批阅文件时手会莫名发抖。 1955 年授衔时，他穿着崭新的少将礼服，却在合影时悄悄往后站，心里已经盘算着回乡的事。 1957 年 8 月，甘祖昌带着全家回到沿背村。村口的老樟树还是他离家时的模样，只是树下多了群好奇的孩子。 他放下行李就扛着锄头下地，村民们看着这位穿军装的将军跪在田里摸土壤，都觉得新鲜。 “这冷浆田酸性重，得掺石灰中和。” 他边说边示范，裤腿沾满泥浆，像个真正的老农。 接下来五年，他带着村民们挖渠、修水库，寒冬腊月跳进冰水里清淤，有人劝他：“您是将军，不用这么拼。” 他抹把脸上的泥水：“将军也是农民出身，忘了本可不行。” 家里的铁皮盒渐渐装满了另一种 “军功章”：村民凑钱给他做的布鞋，孩子们采的野花，还有张泛黄的纸条，记着他捐的钱。 从 1957 年到 1986 年，近三十年里，他把每月 300 多元工资的大半都投进了村里： 修水电站时捐了 2000 元，建桥梁时拿了 5000 元，给困难户买种子化肥更是常事，累计下来超过 8 万元。 而他自己，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衣服穿了十年，龚全珍给他做的新鞋，他总说 “旧的还能穿”。 1986 年春天，甘祖昌躺在病床上，弥留之际还念叨着：“工资…… 留生活费…… 剩下的买化肥……” 龚全珍握着他枯瘦的手，想起他常说的话：“我当将军是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日子好点了，我就得回来种地。” 他留下的铁皮盒里，三枚勋章被红布裹得严实 —— 八一勋章的边角有些磨损，那是长征路上磨的。 独立自由勋章的光泽依旧，映着南泥湾的纺车；解放勋章的背面，刻着他从未言说的初心。 出殡那天，沿背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队伍从村口排到山坳。 村民们抬着他的棺木，走过他修的桥，路过他建的水库，田里的早稻刚抽穗，绿油油的，像他当年在南泥湾种的庄稼。